如果回归理性仅意味着对社会标准的驯服、意味着丧失记忆,治愈还有多少价值?尤其是对于纳什这样一个把数学视作「唯一重要的事情」的天才。纳什教授心中最纯粹的数学不是理智,而是灵感。理智不过是沟通这种灵感的手段,而若重获理智也意味着灵感丧失,他情愿放弃理智。一个朋友在他住院时去看望他:「你发疯的时候声称外星人和你说话。可是你这样一个理性的数学家,怎么可能相信外星人这种无稽之谈?」纳什回答说,「数学的创见同外星人一样进到我的脑子里,我相信外星人存在,就像我相信数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理性的思维阻隔了人与宇宙的亲近。( Rational thoughts impose a limit on a person’s relation to the cosmos.) 」
而在七八十年代,他周围的亲友开始注意到,纳什渐渐不疯了。他的眼神变清澈了,他的行为有了逻辑。「那么,不靠治疗,你是如何康复的呢?」访谈人问他。「只要我想。有一天,我开始想变得理性起来。」从那天起,他和他幻听到的声音开始辩论,驳倒那些声音,「以理性分辨非理性,以常识分辨错觉。(I reasoned myself out of the unreasonable; I became disillusioned of my illusions.)」
最后,我还想讲讲纳什教授疯癫的起源。纳什生来便是个古怪傲慢的人,数学天才多如此,这本不足为奇。那么,一个本性古怪的人如何突然被亲友认为「在发疯」呢?三十岁的某天起,他突然声称共产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是一伙的,他们全是「阴谋家」;他称艾森豪威尔和梵蒂冈教皇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中东的动乱让他深感不安,他打匿名电话给亲友,说世界末日到了。「这些想法在表面上不是理性的,但它们有可能发生。(These thoughts on the surface are not rational, but there could be a situation.)」 1959年在欧洲游荡的九个月里,他数次去当地政府求助,希望放弃美国国籍;他到了日内瓦,因为这座城市以对难民友好著称,他向瑞士人说,「美国的体制是根本上错误的」,没人相信他。他被送上飞机遣返回国,事后他自称:他被送上了一艘船,像奴隶一样被链条锁着。
1994年,纳什病情稳定,普林斯顿大学的宽厚幽静开始治愈这位天才。同年,诺奖委员会有意向给纳什诺奖,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哈罗德·库恩(Harold Kuhn)极力游说委员会,且力证纳什已经完全康复。并且游说普林斯顿大学为纳什增设了一个“访问研究合作者”(Visiting Research Collaborator)的职位给长久没有工作的纳什。
纳什获奖后,又是库恩教授主持了当年的诺奖研讨会。库恩在研讨会中问纳什,为什么1951年发表在《数学年鉴》(Annals of Mathematics)上的非合作博弈的论文没有包括基于个人理性和群体行为的两个解释呢?纳什表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忘记了”。解释的一部分实际上1953年发表在著名的《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杂志上,题目是《两人合作博弈》(Two-person cooperative games)。
由于一笔优厚的奖学金,Nash选择了Princeton,来到Albert Einstein当时生活的地方,并曾经与他有过接触。他显露出对拓扑、代数几何、博弈论和逻辑学的兴趣。John von Neumann在1944年与Princeton 经济学家Oskar Morgenstern的著述《博弈论和经济行为》,通过阐释二人零和博弈论,正式奠定了现代博弈论的基础。1950年,22岁的Nash以Non- cooperative Games为题的27页博士论文毕业。
同年,Melvin Dresher和Merrill Flood在Rand Corporation在一项试验中正式引出了归功于A. W. Tucker的囚犯困境(Prisoner’s Dilemma)。而Nash的论文提出多人非合作博弈和后来称为Nash平衡的概念,为非合作博弈(non-cooperative game theory)和交易理论(bargaining theory)作了奠定性的贡献。非合作博弈处理的是多人参与游戏——而不是像囚犯困境中的仅仅两人——时每个游戏者的最佳策略。
在MIT的日子里,他在一家医院做一个腿上小手术时遇到了Eleanor Stier,并在1953年他25岁时与她有了一个私生子John David Stier。1954年夏天在Rand公司工作期间,在男厕所里因为有伤风化的过分暴露而被警察设下的搜寻同性恋圈套中被捕,那时的同性恋当然是不为社会所容的异端行为。当即他被Rand公司开除。
重新回到 Princeton之后,在Alicia和几个数学家朋友的关照下,他幽闲地过着平稳的日子,时不时跑到Princeton校园里的象牙塔,数学系13层高的Fine Hall楼里,在教室和过道黑板上涂抹一下乱七八糟的符号与方程。他会突然闯入正在上课的教室,用口哨哼着Bach的Little Fugue,嘴里咀嚼着咖啡纸袋子,于是被称为Phantom of Fine Hall。
但是,Nash居然从那场梦中醒了过来,渐渐地恢复了。对于精神病尚没有真正理解的今天,这算是神奇的事情。自那以后,Nash花大量时间照理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很可能因为遗传的原因而患有精神分裂症。即使在1994年Nobel奖委员会已经做出授予Nash的决定之后,尘埃仍然没有落定。在每一Nobel奖项宣布的当天,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也要投票批准该奖项,但一般都是按照惯例走一下形式。但面对1994年的经济学奖,Nash和另外两个候选人John C. Harsanyi和Reinhard Selten的工作却被指责为无足轻重与过于狭隘和过多的技术细节,最后仅以历史上唯一的微弱多数局面通过。这样的局面使得1995年2月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秘密地重新定义经济学奖项,让其用于在政治科学、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有重大贡献的社会科学。
1996年他在第10界 World Congress of Psychiatry上报告了他自己的经历。1958年他30岁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年轻数学家”,但紧接着他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我在MIT 的教职员工,还有Boston都变得陌生起来……我到处看到匿藏着的共产党员……我开始认为自己是宗教圣人,并总是听到从那些反对我想法的人那里传来的像电话上的声音……这种恍惚的状态就像一场永远没有醒来的梦。”
1999年美国数学协会授予他Leroy P Steele Prize。纵观Nash的一生,即使是面对天才,人们也由得感叹.然而比起Evariste Galois(1811-1831),那个20岁就在激动的情绪下与政敌决斗而死的数学天才, Nash算是幸运多了。而Galois留下的60页论文稿纸,是直到40年甚至20世纪才发出耀眼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