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艾得理已无法再压抑前往中国宣教的渴望。他出生于一个特别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母亲家境优渥，他们的心愿是儿女皆能成为宣教士！中学时期，透过戴德生的传记、盖落洼的《神迹千里》，他看到中国的需要。他原本打算中学一毕业就直接去中国，但祷告后他还是踏实地先进入剑桥大学，但利用入学前的八个月到宣教士训练营（Missionary Training Colony）受训。
1941年，艾氏夫妇返回英国述职休假。他们确实需要好好地休养一番。艾得理希望休息后能立刻回到中国，长年的相处让他认同这片土地。在战火中，他看到远离家园的难民、流亡的年轻学生，也看到坚守信仰的中国信徒，他对中国的负担更加强烈了。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让回归中国变得遥遥无期，此时适逢美国校园团契（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刚刚起步，鉴于艾得理在剑桥团契的经验，内地会派他前往支持，不但坚固各校团契，更要在当中传递宣教负担。当美国校园的事工渐上轨道，他又获邀回到英国，负责内地会的代祷事工，特别是搜集、公布关于中国的消息。
1956年，艾得理一家终于重返亚洲，他们落脚于香港——这座城市有着英国的色彩、中国的底蕴，在亚洲快速现代化的浪潮中扮演先锋。艾得理的新职务是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的远东区总干事，他要在十多个新兴的亚洲国家中，促成校园团契的诞生与发展。光是在香港，艾得理就有一堆做不完的工作，他先鼓励香港大学的基督徒社团装备起来，成为校园中的福音基地，又推动福音阅览室，成立毕业生团契、护士团契、教师团契，让学生起来服事学生。
新的挑战很快又找上了艾得理。撤出中国以后，内地会将服事对象扩展至亚洲的各族各民，1964年，正式更名为海外基督使团（OverseasMission Fellowship, OMF）。经过多年的观察，使团的亚洲工场主任李亚农（Arnold Lea）看到亚洲地区神学教育的困境，神学院数量不足，而教学内容时常无法切合工作现场的需要。于是李亚农找上了艾得理，提议创办一所特别的学校：有知识学习、有实际服事、师生同过团体生活、重视学生的灵命塑造，目的是栽培出能投入服事的工人。这所学校叫做门徒训练中心（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re, DTC），它仅招收约二十名学生，老师学生都必须集体住宿、一同生活，课程安排也不同于一般西方学术导向的神学院，而是以亚洲服事现场的需要为安排主轴⋯⋯这是一个大胆的实验，艾得理毅然走上这条无人走过的路。作为创办院长，他为中心的建置与风格奠下基础，并且亲自挑选、邀请学生，与学生一同在跨文化的群体生活中挣扎、成长。多年来，门徒训练中心为亚洲教会栽培了无数工人，依然持守最初的感动，塑造合乎主用的门徒。直到今日，中心大楼的横梁上面，仍然刻着醒目的一行大字：“与主同在，任主差遣（To be with Him and to be sent out）”，这句话出自马可福音3:14，是艾得理留给中心的座右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