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这就是我的立场（ Here I Stand）！”（1521，德国沃姆斯国会[Diet of Worms]上的讲话）
“我不能屈从于教皇和元老院而放弃我的信仰，理由是他们错误百出，自相矛盾，犹如昭昭天日般明显。如果找不出圣经中的道理或明白的理由使我折服，如果不能用我刚才引述的经文令我信服，如果无法用圣经改变我的判断（我的良心只受上帝的话所束缚），那么，我不能、也不愿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违背良心是不对的，也是不安全的。这就是我的立场，我不得不如此。愿上帝帮助我。阿们！”- 马丁路德
“Unless therefore I am convinced by the testimony of Scripture, or by the clearest reasoning, unless I am persuaded by means of the passages I have quoted, and unless they thus render my conscience bound by the Word of God, I cannot and will not retract, for it is unsafe for a Christian to speak against his conscience.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may God help me! Amen!”
中世纪教会非常强调罪，以及罪所带来在地狱和炼狱中的刑罚。当时教会和今日天主教均认为炼狱是在人死后上天堂以前，灵魂被火炼净的地方。在世期间，一个信徒越忠心遵守圣礼，将来死后在炼狱所受的苦刑也越短。根据罗马天主教的规定，有四个圣礼是有关赦罪、除罪及免刑的。它们是洗礼（baptism）、圣餐礼 ( the Eucharist ) 、告解礼 ( penance ) ，和抹油礼(anointment of the sick )（原称临终膏油礼extreme unction）。
很多人都知道印刷术的发明，使路德的著作和德文英文圣经迅速流传，这是改教运动成气候的重要原因。本书提醒，神的道被印刷和阅读的确宝贵，但同样、甚至更宝贵的，是神的道被传讲和聆听。只有在基督里，在神书写和传讲的道里面，人才能找到恩典的神。传道不只是传播（preaching is not simply communication），传道是把神带到会众当中。以赛亚书66:2，“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
首先，现在可以印行这些著作更准确的版本——例如，抄写的错误可以避免。只要把著作的印刷版本与手稿来源作一比较，就可以确定最佳的版本，并以此作为神学反省的基础。在15世纪末与16世纪初，人文主义的学者就翻遍欧洲许多图书馆，寻找可供他们编辑与印制的教父文献。第二，这些资料来源得以广泛流传，是从前完全做不到的。到了16世纪20年代，几乎任何人都可以找到新约希腊文圣经或希波主教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改教家特别喜爱的一位教父作家）等著作的可靠版本。
奥古斯丁总共11册的著作经过1490至1506年的漫长编辑过程，由阿默巴赫（Amerbach）兄弟于巴塞尔印行。虽然每一册似乎只是刊印了200本，它们却广泛流传，成为对这个重要作者的最可靠参考版本。鹿特丹的伊拉斯谟（Erasmus of Rotterdam）在1516年出版了首本刊印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它的书名是 Novum Instrumentum omne），共分三个主要部分： 新约希腊文原文；上述希腊文经文的拉丁文新译本，修改了现存的不适当译文，尤其是拉丁文武加大译本（Vulgate）；最后是对经文的延伸注释，以注解的形式撰写。这部作品被赞同宗教改革理想的人所广泛采用。对于改教家来说（特别是路德及其维腾堡的同僚），宗教改革运动的宗教观念主要是建基于圣经和奥古斯丁的。印刷术的出现，以及随着书籍销售的方法更有效率，显示这些材料的准确可靠版本可以广泛通行，因而有助于这些观念在最初的发展和以后的传播。正如鲁普（Gordon Rupp）曾经指出的：
路德在这方面的新关注，最早的成果在1529年4月出现。虽然路德自己称它为一部“德意志的教理问答”（German Catechism），现今一般却称为《大教理问答》（Greater Catechism）。这部作品详细分析了十诫、《使徒信经》和主祷文。这些段落之后跟着对教会两个圣礼的讨论——洗礼和“祭坛的圣礼”（sacrament of the altar，或称为圣餐礼）。这本书没有显出路德最佳的一面。它是取材自较早期的讲章材料，而不是特别为了问答式教导的目的而撰写的。结果，它没有达到它的目的。
印刷术的重要性对于宗教改革观念的传播来说，丝毫没有夸大。综览法兰西中产阶级家庭的个人藏书，便显示出这个趋势的宗教含义。勒菲弗尔在1523年出版的法文新约圣经（Lefèvre’s French New Testament），强调是献给“所有基督徒男女”（ tous les chrestiens et chrestiennes），加上他在1524年出版的法文诗篇，通行整个法兰西，甚至在莫城（Meaux）这个改革中的主教辖区免费派发。这些作品随着伊拉斯谟、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和勒菲弗尔的注释，经常出现在16世纪20年代末中产阶级（bourgeois）藏书的书架上。假如这些作品曾被藏书者阅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那么就会发展出相当大的改革力量。
这样，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通过印刷文字为媒介——就被视为日内瓦攻击法兰西教会的先锋。1545年6月23日出版了一份增订的禁书清单。在含121项法文作品的清单中，差不多有一半是在日内瓦出版的。巴黎的书商立即有所反应： 他们声言若再被禁止售卖这些书籍，他们就会面临破产。那些被神学院视为危险有害的书籍，显然具有重大的市场——这是另一个证据，显示受过教育而富裕的平信徒对发扬加尔文派宗教改革观念的重要性。事实上，加尔文的朋友和书商劳伦特（Laurent de Normandie）发现走私书籍利润丰厚，于是他移居日内瓦，以便可以出版这些书籍，而不只是售卖它们。
其实，加尔文对自然科学的态度是相当正面的。牛津大学历史神学教授麦格夫（A. E. McGrath）认为，加尔文的神学对自然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至少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之一是他非常正面地肯定了对大自然进行科学研究。正如圣经所说，“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篇》19：1），大自然是上帝的永能和神性的普遍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