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向主立志，要教导“蒙恩得救的确据”的真理（参看《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8章），作为帮助华人信徒理解改革宗圣经信仰的切入点。1992-97年，我曾走过一段充满挣扎与痛苦的路。神是良善的，今天，同时借着经历和神学，我深深体会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圣诗《奇异恩典》有一句说：“主曾允诺，施恩于我”（TheLord has promised good to me)。从那时开始我到处宣讲：上帝在基督里的大爱（罪得赦免、称义、成圣的恩典等等）是人心可以经历的，因为上帝必定信守他盟约的应许！“主曾允诺，施恩于我”！
新时代，改革宗成了新时尚？
今天的处境与1970年代大不相同。台湾、香港、东南亚与北美的华人教会，深受教会增长学与灵恩运动的影响，新福音派信仰 (neo-evangelicalism) 与后现代的当代神学学术在各地华人神学院的影响方兴未艾。信主加入教会的，最多是中国大陆群体。我仍旧传讲上帝的话，推荐改革宗信仰，也看到一些正面的响应。一些基督徒饥渴慕道，竭力在真理上追求成熟。他们往往分布在不同教会，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们在安静中发现，原来改革宗所宣讲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事情本应如此”(that’s the way it should be)。很多弟兄姐妹透过阅读或听广播得此结论。影响他们的有史鲍尔 (R.C. Sproul)、麦克阿瑟 (Jon MacArthur)、派博（John Piper）和巴刻 (J.I. Packer) 等。感谢主！
上帝的恩典临到人，就在教导和实践圣经辅导时，在单单传讲那古旧福音，又毫不忽略上帝的律法时（不是去宣讲靠善工和律法得救，而是高举上帝圣洁的本性和圣洁的律法）。在我读神学的时代，薛华夫妇 (Francis and EdithSchaeffer)和米勒教授夫妇（C. John and Rosemary Miller)实践了彻底的“开放家庭”事奉道路，让许多人感受到改革宗信仰是有血有肉的。教导清教徒的敬虔，也可以对推介改革宗信仰的实际与经验层面有很大的帮助。
第五，在我接受神学训练的年代，改革宗与非改革宗的教授们很少对话。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其实，我求学的年代，在院长克爱蒙(Edmund P. Clowney)的带领下，傅兰姆 (John M. Frame)、米勒 (C. John Miller)、《现代神学评论》的作者简河培（Harvie M. Conn）都致力在福音派大家庭中建立彼此了解的桥梁（这些教授今天只剩傅兰姆仍健在）。克爱蒙院长曾在校园团契（IVCF）的乌尔班纳学生宣教大会传讲信息，一万九千名与会者起立鼓掌以示谢意。后来皮薛士（Vern Poythress）教授拜访达拉斯神学院，致力于与时代论神学家意义深长的对话；也有达拉斯神学院的教授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典礼上作讲员。
这些非改革宗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家人。我在阿米念（卫斯理派）、圣洁派（凯锡克主义）和时代论的圈子长大，即1950与1960年代早期的香港教会。我曾经走过“十字军”时期，用新学到的改革宗神学抨击过上面那些立场。但我今天不会说他们是异端，虽然多特会议（Synod of Dort，1618-1619）会这样看。当然，作为改革宗人士，我乐意协助我的弟兄，提出我认为更好的圣经诠释。但这是在“家里”进行的，是贡献，不是“打仗”。
10、参﹕Harvie M.Conn, Eternal Word and Changing Worlds, 最后几章；Harvie M. Conn 等, The Urban Face ofMission. 关于非学院式的神学训练，参﹕Robert J.Clinton ，TheMaking of a Leader, Leadership Training Models和Leadership Emergence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