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帆
奶奶住院了。在这个寒冷的春天，她的生命如同一片秋天的树叶，渐渐的卷曲、干枯。我是奶奶拉扯大的。这些天，总是会想起小时候奶奶带我的情景。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在外地。奶奶在老家，又得带娃，又得下地。早上，她用锄头挑着一副箩筐，前头放着我，后头放着午饭，再加一块石头，就到了地头。田边有一个小小的土坡，我在土坡上跑上跑下。奶奶锄一会儿玉米，就会不放心的喊一声：“孩儿，你在哪儿呢，干啥呢？”我就回答：“奶奶，我在这儿呢，我在上山下乡呢。”
奶奶一生坎坷。在她爷爷的时候，家道中落，奶奶一家成了贫农。为了讨一个好生活，奶奶嫁到了我家。虽说我们家行医为生，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我爷爷患有小儿麻痹，是个残疾。奶奶到我家不到两年，刚生下我父亲，爷爷就不幸去世了。奶奶一心要把这个独子养大，几乎守了一辈子寡。她这一生，抗日战争、大饥荒、文化大革命，所有的灾难，一个都没有落下。日本兵来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但是自己仍浑然不知。在极度的惊恐之中，她和叔伯兄弟们一起逃跑，半人高的土墙，一下就蹦下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爸爸还是个愣头青，在北京读大学，全中国的串联。兵荒马乱的，奶奶感到很不安全，就从我三爷爷那里过寄了一个姑娘，于是，我就有了个姑姑。
奶奶从来没有上过学，但她是我们家族中智商最高的。几十年前的日子，比如我妈妈是那天怀的我，我周岁之后是哪天和她一起坐火车，从我妈妈工作的广东信宜县回到河南老家，她都能清清楚楚的记得，而且既记得阳历，又记得阴历。她小时候，家里没法供女孩子上学，她每天送弟弟去学堂，然后自己站在窗户下面偷听，回家之后，她弟弟的作业，经常是她帮着做的。奶奶自己学会了读书看报。我上大学时参加了一次法学讨论会，带回来的会议论文放在阳台上，她没事通读了一遍。有一次说起找工作的事情，她把其中一份厚厚的法规选编拿出来，翻开给我解释：适用的是这一条优惠政策。年老之后，奶奶每天坐在电视机旁看新闻联播，如老僧入定，眼睛半睁半闭。有一天，我爸爸指着新闻里面刚刚出狱的纳尔逊·曼德拉，考我妈妈：“你知道他是谁？”我妈还在犹豫，奶奶在一旁说：“曼德拉”。
当初，和奶奶闲聊的时候，我曾经问过她，经历了这么多政治运动，再遇到一次，该怎么办最好。史铁生在一篇中篇小说中曾经写到：一个知识分子在文革时出门，遇到一群红卫兵小将。小将们把他拦住，问：“你是保皇党还是造反派？”他随口说：“保皇党”。结果这是一群造反派，遭了一顿毒打。再往前走，又遇到一群红卫兵，还是问他是保皇党还是造反派。他赶紧改口说是造反派，结果这是一群保皇党，于是又遭一顿毒打。再往前走，又遇到一群红卫兵，还是问老问题。他马上立正说：“我们是属于同一个战壕里面的革命战友。”显然，这个故事的结局低估了革命小将的智商。我很好奇，像我奶奶这样的，遇到政治运动，会有什么自我保护的经验。奶奶告诉我：“当政治运动来的时候，别人叫你一起走，你就马上答应：‘好，走。’爽快的拔腿就走，然后，你慢慢的慢下来，装作系系鞋带，等到到终点的时候，你就会和大部队的人们在一起。”
我很惊异于奶奶的答案。事后琢磨了很久，发现这或许就是一个风险回避者能够采取的最优策略。冲锋在前，或是坚决不合作，这都是理想主义者或知识分子的表演，或是政治投机者的赌博。假设政治运动成功，那么你先做积极分子，再做一般群众，总是会得到一些好处的，预期收益会大于先做落后分子，再做一般群众。假设政治运动失败，那么你最后已经是一般群众，预期收益和先做落后分子，再做一般群众是一样的。
每当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长着政治屌的人们都异常的勃起。政治是政治动物们的游戏。但像我奶奶这样的百姓，却要跟着每一次政治的腥风血雨担惊受怕。他们只是一些蝼蚁，除了苟延残喘，别无他求，却往往是政治运动中最无辜的受害者。我读到的政治学著作，无不摆出妙计在胸、指点江山的睿智，还会不由自主的流露出想要出售的焦虑，可是谁曾关心过蝼蚁们该在政治斗争中如何生存下来呢？
我的一位朋友长年研究农民问题。他有一次问上访的农民：“如果你们到上头告状，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对解决你们的问题有帮助吗？”农民回答：“这要看你告的那个家伙后台硬不硬。”他又问农民：“要是那家伙的后台很硬呢，你们是不是就不告了？”农民回答：“接着告。我们会把状纸，送到每一个衙门的门口。”我的研究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博士朋友被弄糊涂了：“别的衙门又不管你们要告的事情，你们把状纸送到哪里有什么用呢？”农民狡黠的一笑：“总有一天，我们的状子会送到一个想整他的人的手里。”
蝼蚁自有蝼蚁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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