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可以和老鬼的“母亲杨沫”一起看。了解当年那批去延安的知识女性。

老鬼：我和我的母亲杨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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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参阅：
“延安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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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李南央写的另一篇文章，可以对照一起看。

李南央：1978，找回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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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答读者问回题头 李南央


写母亲是积压在我心头许多年的一种冲动，但是这种冲动从未强烈到一定要提笔的地步。突然有一天莫名地感到父母老矣，是时候了，再不写会因此而遗憾终生。就这么着动笔了，一气呵成，看来要写的一切在心头的沉淀已经背得出了。写的过程中，常常因为追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眼泪滴落在纸上，最后誊写时，居然不能认出自己的字迹。


　　写成后，先让女儿和先生看，他们说好，而且说“真是好”。我才怀着惶惶的心情寄给了香港的《开放》杂志，很怕编辑看不上，不予采用。没想到《开放》杂志破例一次刊出，不过把我文章的题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改为香港味儿的《六十年恩怨情仇》。

　　我又没想到会有以后那么大的反响，有“好事之徒”把它放到了网上，加拿大的中文报纸也转载了。自己却一直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从韩国发来的一封“伊妹”，让我查看某一网址，方知人家已在那儿讨论得热火朝天了。更加实实在在没想到的是，赵无眠兄竟然通过互联网找到我，告之内地《书屋》杂志的周实先生欲将稿件在他们刊物上发表。《书屋》发表后，居然又被国内多家报刊竞相转载。过千禧年回国患了感冒去医务室看病，大夫看到我病历本上的名字，即说：“我看过你写的那篇文章。”着实吓了我一大跳。方知真是“出了名”了。后来问起国内的熟人，才进一步知道，不但看的人多，争论还不小。有意思的是，父亲的老、少辈儿的朋友们和父亲朋友的孩子们，甚至老朋友的孙子辈儿都对文章叫好，而我自己过去工作单位的同事和中学的同学们却多不认同。甚至他们的父母也加入争论，一致谴责，以致质疑我的动机： “投机乎？”“不择手段出名乎？”有些人甚至愤愤然开骂。有的好朋友很怕我吃不消，让我不要听那些过激的话。我说哪能呢！你想一个与“作家”、“文人”都沾不上边的机械工程师的处女作能有这么多的读者，只会受宠若惊。高兴还来不及呢。至于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读了，还读得很动感情，很有想法，这就够了。你不可能让人人都与你有共同的感知，你也无法评说谁对谁不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是跟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所在社会文化层次分不开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有一定道理，所谓“众口难调”嘛。就跟春节晚会年年办，年年挨骂一个道理。再说不好，哪家哪户离得了这台晚会。我们这些在国外的给家里打电话，讲完问候节日的话，不都得赶紧加一句“别忘了录春节晚会”。总之，有人愿看，这就是作品的生命所在。前不久，我原来所在单位的一对老工程师夫妇来美国探望儿子，路过我家。吃饭间，谈起我那篇文章，提了很多他们不能理解的问题。我都一一恭敬作答。我先生说：“今天你谈的这些，有些我都没听你说过，很有新意和启发，你为什么不写出来呢？”那对夫妇也说应该写。后来又有别的朋友听了我对一些提问的答复后，也说我应该写出来。其实一年多前，我已应“枫华园”网站的邀请，参加过他们以“母爱”为题的讨论。后来就一直再没有过想说说的“激动”。不写，脑子其实是一直在转的，转到今天好像思路一下又到了口边，不吐不快了。我在这里把读者提得最多的问题归纳起来，一一作答，权叫“答读者问”吧。

　　读者：你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动机是什么？

　　答：我真地想不起当初有什么非常明确的目的。只是由于母亲年事已高，于是有很多话不想再憋在心里，想写出来，希望我的母亲能看到，就写了。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目的的话，我是想让人们知道我的故事，让那些没有经历过我这样家庭的人，特别是想让我的女儿这一代，也能知道一个出生在政治旋涡中的家庭的孩子的不幸；也即是想让人们知道过去中国的政治是多么地违背人情，它把人性扭曲到多么不堪的地步。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一个社会的幸福、安定，也同每一个家庭的美满分不开。中国过去的政治是根本无视家庭的价值的。夫妻可以为政治离异、子女与父母可以为政治反目，维系家庭的亲情可如粪土般随便抛弃，阶级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唯一“健康”的纽带。那种日子实在是太可怕了，我们不要再过了。那样的日子不能再有了，孩子们应该有权利要求得到正常的母爱。

　　读者：范元甄已经风烛残年，不管是什么生理、心理或病理的原因，她婚姻不幸，事业不幸，除了年轻时的才华风貌，她已是一无所有。你这么写文章是不是太过分了？对这样一位来日无多的母亲，一位或多或少尽过母爱的母亲，你有必要在她的有生之年来这样一篇文章吗？我要是你，会在母亲百年之后再抒发心头的想法和人生的遗憾。

　　答：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该不该写；一个是如果该写，什么时候写。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那篇文章该不该写呢？其实在回答上边写文章的动机问题时，已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尊重那些我父母的一些朋友的意见的，因为他们最贴近我父母的经历和坎坷，他们的看法会更公允，因而在我心中最有分量。特别是我母亲硕果仅存的朋友的看法，我是不能不顾及的。我认识的这些老一辈革命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对我的文章持肯定态度。他们对我说，“写得太好了，你妈妈是我们党内的一个走到极端的典型，太应该写出来让世人知道了。”有位少年起就认识我妈妈的伯伯对我说：“看了你的文章，解除了我心中的很多疑问。我很长时间不理解小范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怎么会走到这样一个众叛亲离、无法与任何人共处的地步。你的文章理清了她的发展脉络。这远远不是她个人的悲剧，但是她个人的因素是致命的。”而跟我同代，与我有类似经历的朋友则对我说，佩服我的勇气。她们对自己母亲的看法是至死也不敢讲的。可是作为子女的我们确确实实应该“Speakout”（讲出心里话）。或者应该说，这些老革命和他们的后代，更多地是从“道义”而不是“道德”的角度评判我的文章。同时，我也很感谢那些对我的文章有尖锐不同意见的人，他们读出了我的母亲确实给过她对我的爱。我想既然能够读出这种爱，就不应该否认我的文章确实自始至终都感谢她所给予我的一切爱，而这些爱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撇开我们这代人割舍不掉的使命情结，从我妈妈那一方面讲，我想我最后提笔的冲动，也包括忘不了她对我的爱，忘不了她毕竟是我的母亲。总觉得她这辈子活得太惨、太冤，真心实意希望她在生命最后的时刻能有再一次的闪光。我妈妈的才华，青少年起就参加革命的经历，都不应该就这么只被人们或憎恶或叹息，只是一朵那么早就凋谢了的不结果的花。我知道使她醒悟的希望是太微乎其微了，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这就自然转到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在妈妈活着时写。我可以确切地说，她已经看到这篇文章了。能让她在有生之年，听到我这个她已是恨之入骨的女儿的心里话，对她这样一位极为倔强、在临终前绝不会要求任何人原谅的女性，是我这个女儿所能尽的最后孝道了。这个“理”似乎“歪”了些，就一般而言难以理解，但是我知道会有人理解，这就足够了。万一她哪怕仅仅为辩而拿起笔呢？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为什么一定要在母亲健在时写，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尊重老人们的人格。我要么不写，要写真的只能在母亲和某某某都还活在世间时写，他们的思想观点可能还是很一致的。若等老人们故去再写，会是对他们的极大不公。那样做等于剥夺了他们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我知道某某某也看到我的文章了。现在我可以坦然地面对他们。还有，文章的许多情节太超乎常人可以想象的范围，我若在他们百年之后再写，不知情的读者大概根本不会有人相信它们的真实性。人们会说，这些都是李南央编造出来的，否则她干嘛不敢在她母亲在世时写呢？好也罢，坏也罢，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至少现在还没有读者对文章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文章的品质因此也就大不一样了。附带说一句，有些读者还担心我父亲会怎么看，认为我写这样一篇文章既是对我母亲的污辱，也是对父亲的不恭。父亲也是我的读者，他说写得好，真实即好。

　　读者：你在很大程度上把你母亲的作为归罪于社会，这是不对的。在许许多多共产党的干部甚至高级干部家中也是充满了母爱亲情的。而共产党宣传的牺牲亲情，像孔繁森这样先人后己，放弃暂时的家庭温馨儿女亲情，冒着危险到艰苦的岗位上去工作的事迹，是很崇高的，西方舆论也是给予正面肯定的。一个明证就是根据史实改编的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为了不使已失去四个儿子的母亲失去最后一个儿子，下令不惜代价，要把已空降到敌后的瑞恩找到并活着带回美国。难道在这次行动中牺牲的八个美国军人没有母亲？难道他们之中没有独子？难道我们说好莱坞扭曲人爱本性，祸害无穷？总之你的母亲只是一种孤立的个性表现，与社会无关。

　　答：母爱确实有她不受任何时代、社会影响的共性，只取决于人的本性和母亲本人的个性。但是也有确实无法回避的因人文环境不同而相异的一面。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妈妈会让孩子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活动，而中国妈妈则更多地强迫孩子学习妈妈认为他们该学的东西。劳作人家的母亲常常会随孩子的自然成长而安，而知识型的母亲则往往要孩子们有远大的理想。我们这一代人的母亲是在一个极为特殊的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人之母的，她们的母爱打着特殊的时代烙印。而我的家庭又不幸卷入了残酷政治斗争的旋涡，又那么地接近旋涡的中心。我母亲的悲剧不放到时代的大背景中去写，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公平的。至于有高干子女说她们的妈妈很母爱，这我相信。可我接触到的更多的革命的母亲是没有柔情的，因为那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令人作呕的病态情调。我的母亲是极致的一例。不过江青、叶群似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革命队伍”中，我的母亲绝不是个案……我们听到太多的关于老革命家如何严律子女的故事。写这些故事的人总是带着崇敬的口吻告诉我们，那些高干父母对自己子女的管教是多么的严格，他们甚至不允许孩子们跟他们同桌吃饭，而一定要让他们拿着饭盒去公共大食堂吃饭。因为他们的炊事员是公家因他们对革命有功而配备的，子女不应沾光。我常想这是一种多么虚伪的作法。为什么夫人们不能亲自下厨做饭，或者自己出钱请保姆做饭，让孩子们享受到普通人家的亲情呢？这些大官家的孩子有多可怜……至于说到那些因为救获瑞恩而牺牲的人中，我敢肯定是不会有独子的，否则救获瑞恩的行动就仅只是政客的虚伪了。美国人的憨实、质朴是很可爱的。肯尼迪的小儿子从白宫椭圆办公室的大书桌下伸出小脑袋的照片成为传世之作。克林顿与妻子一同送女儿上大学，和普通家长一样为女儿整理宿舍。他们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总统地位而牺牲了孩子的童年快乐和让女儿不能像其他青年一样在大学门口对父母说一声：“I love you. Bye，bye！”自豪地向父母显示我从此长大了，真正独立了，不要再把我当成小孩儿！尽管椭圆办公室是总统的工作间而不是总统儿子写作业的地方；尽管克林顿夫妇的送女之行浩浩荡荡，耗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金钱，但是没有人说他们让孩子沾了不该沾的光。美国人因而更爱他们。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总统是那样珍爱自己的孩子，他们相信这样的总统一定会善待自己的子民。如果美国选民知道某位“高干”不让孩子同桌吃饭，更不要说像我母亲那样对侍孩子了，那位“高干”大概只能面临下台的命运了。如果当初我母亲对待我的态度会危及到她的地位，我想她是不会那样随意宣泄的。

读者：我觉得你母亲根本就是一种病态。作为女儿，你要做的不是写这样一篇文章来骂她，而是应该送她去医院看病。


　　答：在所有读者提出的问题中，这是最令我伤感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对问题本身，而是对所有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没有一人再问一句：“当年党怎么能听信这样一个精神有病的人的告发，而让她的丈夫受了二十年的牢狱之灾？”是啊，如果说我的母亲有病，病得更厉害的难道不是那个时代，难道不是习惯于“疯子”整人的芸芸众生？到了今天，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病人”，而忘了被“病人”害过的那些，甚至死于狱中的更多、更大的受害者。这到底是怎么了？病态的社会，有病是正常的，没病反而是“有毛病”，不是吗？至于说到我母亲是不是病，我不是学医的，不知病态和变态，生理和心理有病的区别。即便是医生，我想有些症状也是很难判断、区分、下结论的。要让我说，我认为我的母亲是极度的人格变态。有医生也作过这样的诊断。刚解放时，我妈在协和医院做甲状腺切除手术。那时共产党刚刚掌握政权，党的干部是很注意群众影响的。特别是又住在原来由美国人管理的医院，按道理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使那些旧社会过来的医护人员对共产党产生认同感。更何况周恩来总理还到病房看过她，医院把她看成共产党的大官。我妈妈则全然不顾及这些，想怎样就怎样。当年她对医生、护士极为蛮横，有时会把护士送来的饭菜一下子掀掉。我二姑姑在医院陪她，经常不好意思，常在背后请求护士们原谅。说她是有病，请不要与她计较。主治大夫却决断地对我姑姑说：“我们是医生，我们知道什么是病状，什么不是病症。她根本就是大小姐脾气，这样的人我们见过，你不要替她掩饰。真没想到共产党里也会有这样的人。”退一万步讲，她是有病。“送医院看病”，说起来容易，可怎么送？看医生，首先要承认自己有病。对一个不承认有精神病，性格又极为暴戾的人，让她走出家门上车就做不到。

　　即使上了车，我往哪里送她？在国内我到哪里去找看她这种病的医生？要在美国一切就很好办。当她动手打人时，我可以打“911”报警。警察会先强行制服她，把她关起来。如果她是正常人，被害人或检察方又都不提出起诉，法官会先关她几天，然后罚作若干小时的社会公益服务，再规定出狱后的遵守规则。再犯，加重处罚。如果她自己，或者她的律师说她有病，打人是病态而不是本意，法庭就会给她指定医生做检查。她的律师或她自己也可再找医生，两方面对证。这样有病强行治病，没病该怎判就怎么判。

　　而在当时我母亲所处的那个时代，有心理疾病不能有效医治，无病可像疯子一样害人。我既无从送我的妈妈去治疗她的心理、人格疾病，就只能选择力所能及的方式：“写出来”。不光为我的妈妈，也为我舍弃不掉的“使命情结”。发生在我家的事是有悖人性的，是永远不该再在中国发生了。

　　读者：打是疼，骂是爱。你妈妈那样对待你，是为你好。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她只能用极端的方式约束你，教育你。即使再不对，她是你的妈妈，希望你有一天能原谅她。

　　答：二十年前有人这样说，我还能听。今天这样说，太陈旧了，太沉痛了。前些时旧金山的当地报纸有条新闻，有对中国夫妇因孩子丢失了耳环，打了孩子的耳光，并带着孩子回到可能的现场寻找。不料被巡逻路过的警察看到孩子的泪眼和红肿的脸颊。问明原因，即将父母双双以虐子罪监押，还差点递解回大陆。美国的法律可不以中国父母“打是疼，骂是爱”为尺度来判断父母的行为有无触犯法律。简单得很，打就不是爱，就是虐待。真够中国父母好好检讨自己的爱子方式了。很多中国人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在美国是“不可思议”。用狠、恨的方式表达的究竟是不是爱？如果是爱，为什么非要不用孩子们最易理解和接受的抚爱和呵护的方式表达呢？至于原谅不原谅的问题，这里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方需要不需要你的原谅。如果对方根本不认为需要得到你的什么原谅，你的原谅对对方只是一种虚伪的矫情。我敢说我妈妈是会在这一点上百分之百同意我的。二是对方能否让人原谅。有一部美国电影《Died Poets Society》，说的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的父亲把儿子送到一个男子寄宿中学读书，一心想让儿子光宗耀祖。可没想到儿子却迷上了戏剧。父亲盛怒之下，勒令儿子退学，转入军校而后入哈佛学医。面对意志铁一般坚强的父亲，儿子对自己无法与之抗争的命运绝望了，饮弹自尽。没有人怀疑悲痛欲绝地抱着儿子“我的儿啊！我的儿啊！”嚎啕大哭的父亲对儿子刻骨铭心的爱，但是父亲并没有认识到正是自己无视儿子所至“爱”的“爱”，杀死了儿子。相反，他竟把一腔怨恨抛向儿子生前的良师挚友，使他们受到迫害和不公正的处罚。这样的父亲不但无法原谅，而且只能让人憎恶了。

　　读者：你在文章中公开写你母亲和某某某的关系，是触犯了他们的隐私权。

　　答：首先他们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在延安当年是公开处理的，已无隐私可言。其次，对公众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人物的个人品德问题，不是隐私。向公众披露那些与他们命运息息相关的人的不道德行为，让公众判断是否仍支持这样的人物居于高位，乃至领导国家，应当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当某一个人选择了以从政为生涯的时候，他就已付出了牺牲自己隐私的代价。美国总统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婚外乱情，甚至如何乱交的具体细节都被检察官调查出来，不但公开印刷发行，还登在网上，让选民查阅。而克林顿方寸不乱，出入于国际、国内、大会、小会，各样庆典，仍是一副美国领袖、国际首脑的风范。你得服美国总统的心理承受能力和美国国民的素质。没有任何人质疑斯塔尔检察官的调查报告触犯了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隐私。相比之下，在中国国民不知道自己有权利知道自己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品德。试想，如果国家领导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可随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和检察机构调查的对象，我们的领导人能不严于律己吗？我之所以写出那件真实地发生过的事，不过是我又一次没能解开自己的“使命情结”。我的文章本来是对某某某直呼其名的，而在国内只能同意用某某某代替。说实话，这么做，我觉得很不舒服。也许我们现在仍然习惯于：只要领导地位高的人，不能对他实施公开监督也是自然的。

　　读者：你的母亲是一个极端，但是你这样写你母亲不能不说你也是作女儿中的一个极端。又因为你是女儿，所以你比范元甄还范元甄。

　　答：我理解读者的意思是说，我的文章把自己的妈妈用一种“大批判”的方法去剖析实在是太过分了。我的母亲是有很不对的一面，但我这么写，跟我妈其实是一回事，就是太不讲亲情。又因为我是女儿，妈再不好也是妈。这么公诸于天下，真是太“混蛋”了。

　　这篇文章第一次在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时，编辑打电话来说，佩服我的勇气，佩服我敢于冲破中国的传统观念，冒天下之大不韪写自己的母亲。我还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需要什么勇气，想写就写了，有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听到那么多人“骂”，才知自己反了“传统”。所以我实在是不应该得到那样的夸奖的，因为我根本就没意识到我那么做会得罪国人。我跟我的美国朋友谈到我的文章，他们都认为该不该写自己的妈妈是一个很可笑的问题。想写就写，有什么该不该的。在他们心中，只有违法的事是不该做的。其实中国的现状已变了很多。回国我看到几乎所有亲戚、朋友的孩子在家都是太上皇。对爹妈说话常常是“横”着出来，爹妈一点脾气也没有。可就这样，我想，如果孩子胆敢把对爹妈的真实看法公开说出来，写出来，大概就要被轰出家门了。中国如今的爹妈的脾气还是有个Bottom line（底线）的。有位朋友告诉我，他所在大学的一位文学教授向他们推荐我的那篇文章，说这篇文章是“划时代的”，它开创了中国文学写母亲的新纪元。我当时很震惊。我知道我那篇文章的文学价值不值一提，文笔太幼稚，写得也太拉杂。但是有人，而且是文学教授从这样的角度看我的文章，才确确实实感到负面地写母亲是一件多么大的事情！其实岂止是母亲？中国今天还有多少文学的“禁区”呀！我没有很好地学过中国历史，不敢妄言中国封建历史如何。

　　从我自己活到现在的经历，我确实觉得中国人活得太累了……这还不够，国民自己也不“饶人”。文革中叫“群众专政”，现在是“群众舆论”。“得罪了人”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善察颜而论者、观色而行者多受推崇，而我行我素者多不为所容。我常感慨美国人的宽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后，我在办公室大骂美国政客，把死难者照片贴在办公室大门上，没有任何人指责我。到是常有人来与我探讨对科索沃问题的看法。有个美国同事问我，“要是美国和中国打起来了，你怎么办？”我说，“我打起铺盖回家和你们打仗”。他也只是连连感叹“你原来这么中国”。我想要是有一个在中国工作的美国雇员，敢在他工作的公司跟中国人这么说话，大概早就被揍得鼻青脸肿了。

　　文章我写了，我不会想让人人都说好。但是我确实觉得评说“女儿不该写妈不好”是一点没道理的事。中国人应学得宽容些，包容性强些，让每个人讲心里话，讲实话。

　　在一个宽松的社会里生活有多轻松！中国人也因此会可爱许多。中国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因此会变得越来越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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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卫平：革命队伍中女性的不幸——为范元甄辩


      评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这个题目所根据的文本主要是李南央《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作为女儿的李南央于其中描绘了自己的母亲范元甄，那是一个早年英姿飒爽的革命女青年，随着岁月的流逝，最终变成一个心气暴躁不近人情最终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的老人。借用“巫婆”这个比喻是想表明最初的挣脱者、解放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演变，重又变成了被禁铜的巫婆，“诅咒”这个世界和被他人所“诅咒”。



      这个文本最早在境外发表时，即引起很大的反响。其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作者李南央是李锐的女儿，文中牵涉到中共上层的一些人和事，多少有些敏感。湖南《书屋》杂志于1999年5月号刊登了一个“国内版”，原文中基本事实和基本观点都保留下来了，依然锋芒毕露。继而在《书屋》2002年11月这一期上登了李南央的《答读者问》，作者回答了来自各方面读者的不同意见。而同样在《书屋》2001年第六期，登载了一组对李南央文章所揭示现象的分析，包括王若水先生的《左倾幼稚病――社会性格机制的探索》、李冰封先生的《并非家务事》，以及朱正先生的《是家务事，是大历史》。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关于该文的讨论，总之，这是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文本。



      目前的讨论及其结论集中在两点上：一、身为女儿这样写母亲是不是合适？是否违反了母女之间的人伦道德？二、这位名叫范元甄的母亲是一个被称之为极“左”路线的牺牲品，足以引起世人的借鉴。在有关这方面的分析中，值得提出的是王若水先生对范元甄思想脉络的分析，他的基本结论也是“范元甄的性格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表明左的思想斗争的方法可以把人压抑和扭曲到什么程度”，但比其他持类似看法的人们更为深入的是，他用 “异化”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人“左”得如此离谱。我们的女主人公实际上也有过她的丈夫李锐那样怀疑和“不轨”的态度，但她同时“被自己的看法吓坏了”，于是拼命想把这个东西压抑下去；她对自身深深的内在恐惧导致她更加要争取别人的信任和承认。因此，在她的种种过度反应背后，是深深的自卑。



      王若水先生的这个视角，从心理学的根源上揭示了范元甄乖张行为的原因，但总体上来说，仍然是把问题归结为某个极左的“思想路线”、“思想斗争”的结果，把范元甄看作是同一个大环境、大背景的产物；而忽视了范元甄作为一个女性在革命队伍及政权内的不利处境实际上导致了她性格的压抑、畸形。至于许多读者与李南央所讨论的一个女儿可不可以这样写母亲，这个问题不在本文的作者关心之列。李南央的文章在个别地方提及到她母亲在革命队伍中的女性身份，比如说：造成母亲悲剧原因之一是“……干涉了她的婚姻自由”，但从总体上看，革命队伍中的女性可能遇到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始终的关注。



      鉴于此，本人将试图引进两个维度，来进一步分析造成范元甄悲剧的原因：

      一、革命队伍中男女权力分配严重的不平等。

      二、若干年所使用的这一套革命话语严重缺乏“后援”力量，使得处于这套话语中的女性倍感孤独。



      先谈第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这种革命是靠两套机制保证和完成的，一套是它宣传的、意识形态的话语，是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打倒反动派及其一切走狗。而同时它还有另外一套机制一即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运转、权力分配。这套分配机制，不仅外面人几乎看不出来，不是出于权力核心的人也不太能够看得很清晰，非常容易迷失在意识形态的浓雾之中。换句话说，当要动员革命人口的时候，更多使用的是平等、自由这一套话语；但在进入权力分配和其他革命成果分配时，所使用的是另外一套机制。



      现在想想看，这些我们小时候便耳熟能详的经典话语它们其实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革命的一切目标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另一方面，“革命不分地位高低、职务大小”；而既然是为了夺取政权，那么肯定就存在权力的分配，可是又说不分“大小”、“高低”，显然像是出于某种方便的一种说辞了。不难理解，是为了将一部分人处于权力分配的主动及有利的位置之外。同时，意识形态的、宣传的话语和那套实际的权力分配机制之间有时候统一，有时候并不统一，就像存在一个方向盘，有时往这边开，有时往那边开，从这个口子进去，未必从那个口子出来。最革命的言论，甚至包括对革命的最大贡献，也并非肯定导致最大的权力分配。尤其对于女性，这套务实的机制显然对这个性别不利。



      最早揭示这个问题的是丁玲。她的《三八节有感》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笔记载。虽然针对的是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延安时期，但这样的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妇女’这两个字，将在什么时代不被重视，不需要特别的被提出呢？”一上来丁玲就尖锐地发问道。而女同志的结婚何以成为一个永远的敏感话题，是和在延安存在着权力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科长也嫁了”？作出这样的漫画来讥讽女性，作者根本不知道自己站在什么立场上和维护什么。“首长”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风景，艺术家也是延安的一道突出的风景，很少有地方聚集着如此多的政治家（他们同时是军事家）和才华横溢的发梦的艺术家，然而在年轻漂亮的女人的分配方面，艺术家却处于明显的不利位置，“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处于权力的等级制度的下方，“骑马的首长”处于等级制度的上方。女性呢？要看她们所嫁的男人在等级制度中所处的地位，女性的权力分配是和她丈夫的权力分配联系在一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丈夫的官职越大，其妻之官位也就越高，可以高过其他妻子的丈夫，而只是可能高过其他的妻子。更为确切地说，她们享受着处于等级制度阶梯的某个位置上丈夫所拥有的“待遇”，是一些生活方面可见的东西，仍然不是实际的权力。丁玲的这篇文章不是分析性的，但敏感地抓住了这样一些现象：同样是千里迢迢投奔革命的先锋青年，在嫁人生孩子以后，有人必须自己带孩子，却又面临着“回到家庭的娜拉”的“公开讥讽”，好像有了孩子是她们本人的过错，甚至有些还面临着离婚的危险――因为有了孩子而落后、拖丈夫的后腿；而另外一些母亲却不必亲手带孩子，她们有保姆，每周享受跳一次交谊舞，平日所到之处，都会受到人们的注目礼，成为某个热切注视的中心：“只要她走到哪里，哪里就会热闹，不管骑马的，穿草鞋的，总务科长，艺术家们的眼睛都会望着她。”至于所生的孩子之区别，则更加不需要加以掩饰，这基本可以说明那个环境中的人们都把这样的做法看作是天经地义的：“小孩也各有各的命运。有的被细羊毛线和花绒布包着，抱在保姆的怀里，有的被没有洗净的布片包着，扔在床头啼哭。“”



      这样的格局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范元甄那里造成了什么样的情况？李锐对女儿坦言：“你妈妈比我有才华。”当年她在武汉学生集会上发言，王明看到了说：“这个人应当发展她入党。”很是赏识。到延安后她直接进了为“成熟的革命者”提供的“马列学院”，在一场有关宪政的演讲比赛中，代表马列学院“扮演国民党”（应该说是充当辩论中的“反方”），把抗大的共产党代表给驳倒了，“这个笑话被人们传了很久”，可见这位女性在当时不简单、有能力、实际上比许多男性有水平。但她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李南央写母亲的第一次失落是“抗战胜利后，母亲随父亲北上热河，很感到失去了自我。……直至到派至北平，参加了党办的‘解放报’的工作，心情才好一些”。她当然会感到失落！原因非常简单，为什么她不比丈夫缺少才华和能力，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权力分配而要跟随丈夫升迁而迁徙？难道她要求和自己能力相当的工作是不合理的？这让我联想起约十年前读到的一篇文章中说，一些参加过长征和其他重要革命时期的女同志建国以后分配给她们的工作是当“夫人”，外交官夫人或什么夫人，她们齐声惊讶道：“这叫个什么革命工作？！”后来的故事是有人如何做了巧妙细致的思想工作，终于把这些“夫人们”的思想弄端正，意识到这也是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革命工作，于是愉快地“上任”。这几乎和哄小孩差不多。以哄小孩方式让妇女排斥在权力分配之外，这个做法不光彩。



      在李南央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描绘中，我觉得最触目最可耻的是这样一件事情：1959年李锐为彭德怀仗义执言倒霉之后。



      这个女人从保密工厂的总工程师位置跌落到车间的炉前工。也许这个事情在当时非常普遍、习以为常，连身为女儿的李南央也没有在这个地方多停留，只是讲她的母亲如何从此身体和精神状态一蹶不振；但没有细想这里到底有哪儿不对头。这不是“株连”吗？最封建的那种做法！它的野蛮之处在于根本不把妻子看作有独立人格的人，确认她的身份是要靠她所嫁的那个男人，靠他的男人赋予她所拥有的光环或脸上刺什么样的字！仍然是嫁狗随狗、嫁鸡随鸡的老一套。也许，从当年走过来的人们眼光来看，我今天发出这样的惊讶和愤怒是幼稚的，他们觉得事情就是这样啊。甚至连范元甄本人也不会有意识地考虑这个问题，她会怨恨她的丈夫、不该惹这样那样的麻烦上身，却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反思不把女人看作有独立人格的制度本身。但这正是造成她压抑的根本和主要的原因。毕竟她来自开明家庭，受过 “五四”洗礼，潜意识中有自我实现的要求；只是因为自己是个女人，就要比要男人矮一截，或者受丈夫牵连而得到降职处理，肯定令她感到怨愤。当然，如果她有李锐那样的眼光、胸襟、才华，于逆境中能够坚持得住，能够通过写诗、独立思考得到排解，与李锐同气相求，这敢情更好；但任何人不能拿这个要求范元甄，她受她的时代的局限，这是大多数人难以避免的。在这种时候，拿那种古典美德要求她，一定要默默无闻死心塌地地跟着丈夫受罪，同样也是一种封建眼光。



      在这点上，叙事者李南央多少有点令人遗憾。这个声称自己“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人，她的眼光并没有超出这种体制根深蒂固的“父权”和“男权”的立场，缺少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理解母亲，对母亲的作为一个新女性实际上的不利处境较少体谅。比如前面提到的“……很感到失去了自我。”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通过封建“婆婆”的口吻来体现的，在这两者构成的混合语境中，“自我”可不是什么好词。再比如在谈及母亲当过某保密工厂的总工程师时，接着来了一句：“她的一生在那时达到了顶点，以后再也没有超过这个职位”，其中不加掩饰地表露的讥讽仍然来自对于权高位重的某种仰慕。我们甚至会感到她在拿今天母亲的落魄和父亲的成就相比时，有某种幸灾乐祸的口吻：“她自己‘文革’后实际一直被挂起来，没有正式工作。可老头子已到退休年龄，又在陈云的提名下进了中组部，并升格至中央委员，这是一些人始料不及的。我妈更是切齿痛恨，这口气如何咽得下。”这样的结局本来就有某种不正常的东西，试想如果李锐出来以后这对夫妻再复婚了，范元甄的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她肯定不会这样惨、这样无人问津。



     第二点：若干年所使用的这一套革命话语缺乏“后援”力量，是指它作为一套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严密体系，却严重缺乏有关日常生活所遇到问题的种种解答和规范，比如有关生育、养育、家庭、夫妻伦理、上下辈伦理（和老人的关系及同孩子的关系）等等，如何正当对待这些问题，处理其中出现的矛盾，革命话语并不负责提供所需要的解释。显然，担当生育责任的妇女在这方面又一次处于十分不利的位置。当革命工作和生养孩子发生冲突怎么办？年轻的、处于生育期的女革命者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同样，它们在丁玲的文章中都得到了反映，她称之为 “这同一切的理论都无关，同一切主义无关，同一切开会演讲无关”，已经将某种匾乏空缺挑得很明确了。而一旦暴风骤雨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结束之后，这些问题立即作为日常生活及其背景浮现出来，成为摆在面前饶不过去的难题。战争时期往往是家破人散，动乱结束之后，找回亲人来怎么相处？假如对方属于敌对阵营（即成分不好）呢？战争所需要的和养成的敌情观念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放得下，关键是培养出这种敌对观念的权威意识形态没有进行适时的转换，对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来说，一时难以适应重新开始的日常生活。当然，这也取决于个人素养和资质，有些人天生富有人情味，像李锐，而另外一些人未必，这其中没有必然性。拿李南央本人来说，“文革”期间也有好几年不和有“严重问题”的父亲李锐来往。说到底，个人主要是环境的产物。



      就一般情况而言，男性革命者如何对待 “后援资源”的缺乏呢？用老办法比较简单便当，即封建的办法。在对待家庭，对待夫妻人伦、婆媳关系等方面，如果革命的教科书上没有写到的，便沿用封建的老一套。指责女性革命者生孩子之后就“落后”了，就“拖后腿”了，是传统的把女性看作“次等”的看法的延伸。在承担家务事方面，家庭各种管理方面，大多是沿用“男主外、女主内”那一套。而女性革命者呢？她们就变得没有依托、没有归属了。她们尝到了解放的甜头于是不可能简单地回到过去，重新回到她们的母亲、婆婆所走过的道路，承担老式妇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繁重而没有名目的角色，而适应新秩序的整个一套称之为“后援”的伦理观念并没有出现。事实上，她们仍然处于各种新和旧之间的冲突、夹缝之中，几千年的习惯势力不仅在周围环境中没有消除，而且还很强大；即使她们本人，也背负、因袭着许多旧的负担，内心有着许多阴影，常常处于自责和不知所措当中。



     不难想象，处于这种状况中的妇女真是孤独极了，压抑极了，没有人来帮助她们，没有人给她们以适时的指教，以及将她们的生活（生养、做家务）纳入一个可以解释的范围。在难以想象的孤独和压抑之中，她们只是凭借本能而在黑暗中摸索、挣扎。有了孩子不得不生下来，丈夫不管家务事自己不得不咬着牙全部承担起来，尽管这样，和老式的婆婆之间还是矛盾不断、战火不息。没有一本书告诉她们到底该怎么办。有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是没有一本《论女共产党员的修养》。从这个角度看过去，范元甄种种不近人情的过分做法，也是孤独而造成的压抑的结果。“革命”将一些东西排除出去，将日常生活背景发配到不加言说的“黑暗”中去，从而也把这些女人推到了“黑暗”之中，过度的压抑和孤独造成了她们心理上的不正常，处事方面则体现为急躁、暴躁。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在母亲所面临的新与旧的难言冲突中，一般来说，孩子容易倾向于一个保守的立场。这是他们幼小、弱小的位置所决定的。因为他们要长大成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照顾。生命嘛，始终在渴望也在争夺自己所需要的阳光和雨水。孩子并不是天使。就我本人而言，也曾经历了这样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至少是不理解、漠不关心的过程。每当祖母指责从“解放区”走出来的母亲，说她“不顾家”、“不会做家务事”时，我毫无保留地站在祖母一边，从感情上和认识上全盘接受祖母的一套，觉得像祖母那样把整个心血和生命贡献给儿女的人才是好女人，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天经地义的。但有谁替母亲想过？想想她们在几乎所有问题上感到的困惑：在如此激烈的历史转折时期，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以如此的方式深刻触及到个人时，一个从新思潮走出来的妇女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她们如何继续保持自己作为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如何坚持早年将她们解放出来的社会理想？如何面对事实上处于依附地位的自己的身份与工作，而原来他们都是平等的革命队伍的同志？如何对待婆媳、姑嫂、妯娌等等复杂的关系？如何对待一个接着一个地生孩子？她们自身的成长和发展呢？婚姻不如意或者出现问题怎么办？而当她们从孤独、压抑中无力摆脱，会不会被自己的急躁、暴躁吓坏了，从而产生更大的急躁和暴躁、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包括在那些黑白颠倒、是非莫辨的年代，当某种莫须有的罪名突然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你能指望妻子们一个个都是女先知？她们一定要在谁也看不清的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只能跟丈夫保持一致？听上去我想为范元甄辩护了，是的，如今我们也已经成熟，遇到了母亲那一辈曾经遇到的和不曾遇到的问题，于是对母亲们的孤独、压抑可以有一个比童年时期更宽容、更理解的看法。我想恐怕这一代妇女是历史上最孤独。最无援的一代人了。她们所忍受的东西是难以想象的。



      问题如果进一步引申开来一在革命话语及其做法中，所有这些可以称之为“后援”的东西没有它们的地位，革命仅仅是为了夺取政权，重新分配权力，那么这个革命本身的合法性何在呢？那就需要更复杂、更困难的论证了，不是这里所能解决的，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