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群体式思维看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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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体式思维的盲点》里面，我们以美国枪支管制的问题作例子，说明群体式思维让人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因为群体的压力和惯性造成一种气势，很方便替代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例子其实很多。试想，为什么利益既得者的群体看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总是与利益未得者不同？为什么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总是对现实有不同的解读？为什么会有人认为“H7N9病毒是美国阴谋的一部分”？为什么当事人总是看不清楚，而第三者却是一目了然？群体式思维往往是个因素。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无过于19世纪美国南方的文化景观。马克吐温藉着《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这本小说非常传神地描述了，如果种族歧视与拿枪械斗是天经地义的权利时，人们的是非观都会受到影响。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启发
故事的主人公哈克贝利·芬（简称哈克）是个聪明、善良、不受拘束的白种人少年。他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逃跑到密西西比河上。在逃亡途中，他遇到了黑奴吉姆。吉姆是个勤劳朴实、热情诚实、忠心耿耿的黑奴。可是为了逃避被奴隶主再次卖掉的命运，他终于出逃。这本书就是描述哈克与吉姆间的故事。（中译文取自：
http://www.8apa.com/?action-viewnews-itemid-1026579，不过稍作修正。）
（下面几段取自该书第18章）
每一个人都有贴身黑奴侍候——勃克也有。我的贴身黑奴空闲得很，因为我不习惯于叫人家服侍我。不过，勃克的黑奴整天跑东跑西，忙个不停。
…
老绅士拥有好几处农庄，黑奴在一百个以上。
（下面是哈克与老绅士的儿子勃克对话。可以窥见，虽然不知道为什么结怨，但两家却经常拿枪对着干。）
“你真的想杀死他么，勃克？” 哈克问道。
“嗯，我肯定是的。”
“他干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
“他么？他从没有害过我啊。”
“既然这么说，那你又为了什么要杀死他呢？”
“啊，没有什么啊，——就只是为了打冤家嘛。”
“什么叫打冤家？”
“哈，你是在哪儿长大的？你不知道什么叫打冤家？”
“从没有听说过啊——说给我听听。”
“啊，”勃克说，“打冤家是这么一回事：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吵了架，把他杀了。另一个人的弟兄便杀了他。接下来，其他弟兄们，这是指双方的，就我打你，你打我。再下来，堂兄弟表兄弟，参加了进来——到后来，一个个都给杀死了，打冤家也就打光了。这是进行得缓慢的过程，得花很长的时间。”
“这里的打冤家有很长时间了么？”
“嗯，这我需要估一估了！是三十年前开始的。或者说，大致是这么久以前吧。总是发生了什么纠葛吧，然后是上法庭求得解决。判决对一方不利，他就挺身而斗，把胜诉的一方给枪杀了——他当然会这么干。换了任何哪一位，都会这么干。”
“那么是什么纠葛呢，勃克？是争田产么？”
“我看也许是吧——我不清楚。”
“啊，那么，先开枪的是谁呢？——是个格伦基福特家的人（即勃克家）还是个歇佛逊家的人？”
“老天爷，我怎么知道？是老早的事啦。”
“能有人知道么？”
“哦，那有的，据我看，我爸爸知道，有些老一辈人知道。不过到如今啊，最早是怎么闹起来的，连他们也不知道了。”
（可笑的是，这两家人都去同一间教堂。不过，他们间的仇恨似乎与信仰绝缘。）
下一个星期天，我们都去了教堂。有三英里远。全都是骑了马去的。男的都带上了枪，勃克也带了。他们把枪插在两腿当中，或者放在靠墙随手可拿的地方。歇佛逊家的人，也是这般架势（显然去了同一间教会）。所讲的道没有什么意思——尽是说些“爱弟兄”这类叫人听了厌烦的话，可是人家一个个都说道讲得好，回家的路上说个不停，大谈什么信心啦，善行啦，免费的恩典啦，预定论啦，等等的，叫我说也说不清还有些什么。总之，在我看来，这可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受的星期天啦。（他们把信心、善行、恩典、预定论等不同的道理全都扯到了一起。）
（下面这段取自第31章，描写哈克内心的交战。他南方白种人的“良心”要他把杰姆交出来。但是，他另有一种感情让他做不出来，于是有了内心的交战。）
很快便会传开这么一个说法，说哈克·芬出力帮助一个黑奴重获自由。这样，要是我再见到这个镇子上随便哪一个人，我肯定会羞愧得无地自容，愿意趴在地下求饶。一般的情况往往是这样的嘛。一个人一旦做了什么下流的勾当，可是又并不想承担什么责任，自以为只要把事情遮盖起来，这多么丢人现眼啊。这恰恰正是我的情况。我越是想到这件事，我的良心越是受到折磨，我也就越是觉得自己邪恶、下流、没出息。到后来，我突然之间猛然醒悟了，认识到这明明是上帝的手在打我的耳光，让我明白，我的种种邪恶，始终逃不开在上天的眼睛。那个可怜的老妇人平生从没有损害过我一根毫毛，我却把她的黑奴拐跑，为了这个，上帝正指引着我，让我明白什么都逃不过他那高悬的明镜，他决不允许这类不幸的事再发展下去，只能到此为止。一想到这些，我差一点儿就立刻跌倒在地，我委实吓得不得了啦。于是我就想方设法，试图为自己开脱。我自个儿说：我从小就是在邪恶的环境中长大的，因此不能过于怪罪我啊。不过，在我的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在不停地说，“还有主日学校哩。你本该到那儿去啊。要是你早去的话，他们会在那儿教导你的嘛。教导你说，谁要象我那样为了黑奴所干的这一切，是要下地狱受到永恒的烈火的熬煎的。”
我全身簌簌发抖。我正要立意跪下祈祷，但愿能与过去那个孩子的所作所为一刀两断，重新做人。于是我双膝跪下。可是啊，偏偏话到了口边却说不出来。为了什么，话出不了口啊？企图瞒过上帝，那是做不到的嘛。要瞒过我，那也是做不到的嘛。我深深地明白，为什么那些话说不出口来。这是因为我的这颗心还不正啊；因为这颗心还有私心啊。这全因为我在玩两面倒的把戏啊。我一面装做要改邪归正，可是在私下里，在心底里，我却黏住了其中最最大的邪恶不放。我试图叫我的嘴巴说什么我要干正正当当的事，干干净净的事，还打算给这个黑奴的主人去信，告诉她，他如今在那里。可是在我心底深处，我知道那是在撒谎——而上帝也知道。你可不能对上帝撒谎啊——这个道理，我如今算是弄明白啦。
我因此心里乱糟糟，可说乱到了极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到后来，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对自个儿说，我要把信写出来——然后再看我到时候能不能祈祷。啊，这有多怪啊，我这么一想，就仿佛立时身轻得如一片羽毛，我的种种烦恼都一扫而光。于是我找来了纸和笔，既高兴，又激动，坐下写了起来：
华珍小姐，你在逃黑奴杰姆现正在比克斯维尔下游英两里地被费尔贝斯先生逮住了，你如把悬赏金额给他，他会把他交还给你。 -哈克·芬
我觉得挺痛快，觉得已经把罪恶洗涤得一干二净，这是我平生第一回有这样的感觉。我知道，如今我能祈祷啦。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就祈祷，而是把纸放好，坐在那里思前想后—— 想到了这种种的一切终于能成如今这个样子，这有多么值得高兴啊，而我又怎样差点儿迷失路途，掉进地狱。我又继续地想。想到了我们往大河下游漂去的情景。我见到杰姆正在我的面前，片刻不离，在白天，在深夜，有时在月夜，有时在暴风雨中。我们漂啊漂，说话啊，唱啊，笑啊。不过呢，不管你怎么说，我总是找不到任何一件事，能叫我对他心肠硬起来。并且情况恰恰相反。我看到他才值完了班便替我值班，不愿意前来叫我，好让我继续睡大觉。我看到，当我从一片浓雾中回来，当我在世仇械斗那儿，在泥塘里又见到了他，在所有这类的时刻里，他是多么兴高采烈，总要叫我乖乖，总要宠我，总要想尽一切方法为我设身处地设想，他对我始终如一这么好啊。最后我又想起了那一回的事：我对划拢来的人们说，我们木筏子上有害天花的，从而搭救了他，这时他是多么地感激，说我是老杰姆在这个世上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如今唯一的朋友。正是这个时刻，我碰巧朝四下里张望，一眼看到了那，那张纸。
这可是个叫人左右为难的事啊。我把纸拣了起来，拿在手里。我在发抖。因为我得在两条中选择一条，而且永远也不能反悔。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认真考虑了一分钟，并且几乎屏住了气考虑的，随后我对自个儿说：
“那好吧，就让我去下地狱吧。”——随手把纸给撕了。
这段描写是全书的高潮。藉着马克吐温的笔，我们窥见了当年南方白人的群体心态。他们集体蓄奴，并且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利益不惜付诸任何手段，连宗教信仰也不能越过这个底线。他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是被他们的宗教信仰所定义。相反地，他们的宗教信仰被他们的文化所定义。
哈克所谓的“良心”，其实就是在那种文化气候下所塑造成的“公理”。他无法超越这层藩篱来做独立思考。因为耳濡目染，这个藩篱对他几乎有绝对的约束力。不过，我们看见，“在私下里，在心底里”他还是有个自发的良知，使得他把杰姆当做人看，让他无法背弃这位老好人。哈克有这种挣扎，因为他还是少年，童心未泯。文化的约束力还没有完全定型。
社会的“合理架构”
著名的社会学家彼得·伯格引进过一个“合理架构”的观念。合理架构就是一个社会共有的一组世界观。人人不需要求知就晓得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它是一组不成文的法则与前提假设，人们“知道”，在这个社会和文化框架中什么才是真实的、可信的，以及什么可接纳为“正常”。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合理架构。它就像一副眼镜，我们带上，用以观看一切。我自己看不见眼镜，只有在不同文化下的人才能看到我戴了眼镜。当然，那个异文化的人也看不见自己戴了眼镜，因为他也有一套自己的合理架构。藉着马克吐温的笔，人们能够看得见美国当年南方人的盲点，所以这本书才如此畅销。许多留学生到了异文化群中才认识到什么是人生中最可贵的，知道自己所知有限，开始寻求信仰和真理，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异文化这面镜子照出他们的惯性。
我们如果真要求知，就必须先认识自己的限度。正如同哈克的觉悟，我们的理性也都需要受到质疑。写过《多元社会中的福音》一书的纽比金（纽贝金）主教，他根据彼得·伯格“合理架构”的论点，指出理性主义的偏差。他分析说，理性并非知识的来源，而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不但如此，连理性自己都是一种传统（惯性），“理性并非独立的信息源，它只能在一个持续的语言文化传统内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合理性”的东西不是固态的：“理性语汇的一切传统都在不断变化，目的是为了从人类体验中总结知识。旧程式和旧概念受到质疑，因为它们不适合群体所面对的新现实。、、、传统面临危机。传统内部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有些体验用现有的思维方式无法理解。这时候，另一个与现有传统竞争的理性传统开始登场。”
因为合理架构不是固态的，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许多传统的观念与价值都受到考验。我们如果不能学习取下眼镜看事物，就会茫然失措。基督教与现代主义间的争论就是如此。这两者的不同并非“理性”与“启示”间的争论，而是两种不同的“合理性传统”的争论。公平地说，没有一方能够又做球员，又做裁判，任何一方不能只靠它对（自己所坚持，单方面的）真理的宣告就能说服对方。我们需要更谦卑地来面对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把它落实到真实的文化情境中做对比。
纽比金说：“真理不是一套抽象的观念，或是一组经验罢了。它是一个故事，叙述上帝的作为。”（注意，他说的是“一个故事”，不是一堆故事。）我们也是藉着这个故事与上帝相遇。对纽比金而言，所有护教的方式和理论都是次要的，他的一生就是一个证明，他遇见了这位耶稣。他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活，也愿意为这个故事而死。
圣经里面有很多与耶稣相遇的例子，使我们跌破眼镜。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另外）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阿，离开我，我是个罪人。” （《路加福音》2：3-8）
这是西门彼得面对真理的时刻。作为职业渔夫，西门彼得竟然遇见一位比自己高明太多的行家，而猛然发现自己不如。那种敬佩中夹杂着自惭形秽的感受，让他看清自己的不配，也让他害怕。他这种发现自己“不合格”的体验，相信我们并不陌生。
然而，在第二次类似的“相遇”里，彼得有了绝然不同的反应。
“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约翰福音》21：3-7）
这次他迫不及待地去靠近耶稣，不再感到害怕了。这让我想起了《纳尼亚传奇》里面的一段对话：
露西问河狸先生：“他（狮王阿斯兰）安全吗？”
河狸先生：“安全？你难道没听见河狸夫人告诉你的？他当然不安全、、但是，他是善的、、他是君王。”
一切有关上帝的知识，我们所能知道的，都藉着那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彰显了出来。除非我们能够学习摘下眼镜做思考，我们就很难认知这个故事真正的含义。就像马克吐温笔下那批南方佬一样，宗教信仰不过在服务他们的“合理架构”。上帝并没有塑造他们的“合理架构”。反倒是，他们的“合理架构”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可是因为没有其它的参考点，他们模糊地记得一些（与生活无关的）教理，但却与那个“圣经故事”失之交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