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阶层始终是社会的良心：别林斯基和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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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阶层始终是社会的良心：别林斯基和他的时代
2018-03-01 朵渔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朵渔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别林斯基
1
1849 年 4 月 23 日凌晨，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回到家里，刚躺到床上，蒙眬之中，房间里似有人影晃动。不是在做梦吧？他微微睁开睡眼，看到床前站着两个人：一位红胡子警长，一位蓝制服沙俄宪兵中校。
“快穿衣服吧，我们可以等你一会儿。”中校说，“我们是奉上谕而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镇静地穿好衣服，在女房东惊惧的目光中，随警长走出房门。他被带到了位于枫丹卡大街的“第三厅”大楼，在那里，已有不少参加“星期五聚会”的同道被拘捕在此。
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指控犯有自由思想罪，在对待君主和祖国的态度上有越轨行为。“我并不害怕这种指控，”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公开地谈论了一些别人认为有义务沉默的事物，但这是不是就是我的自由思想的表现呢？我的罪状在于我宣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是的，我是宣读了。但谁能说得出我更倾向于哪一方？”
无论他倾向于哪一方，调查此案的委员会主席罗斯托夫采夫将军认为，既然被抓进了监狱，那就证明有罪，还审什么审，直接判刑就是了。他是个大老粗，沙皇的宠臣，认为审判纯属浪费时间。判决书很快就下达了，军事法庭认定退役工程兵中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罪，“剥夺其职位及一切财产，并着立即将其枪决”。总检察官建议将枪决改为“流放要塞服苦役八年”。尼古拉一世对总检察官的报告做了最后的批示：“流放四年，然后贬为列兵……但赦免的决定要在准备执行死刑的最后一刻宣布。”
1849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7 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行被押上警察局的马车，驶向谢苗诺夫校场。
“预备……瞄准……”的口令下，身披殓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死考验。“哥哥，我没有垂头丧气，也没有失魂落魄！”在与死亡狭路相逢后，他在给兄长的信中说。他在等待流放生涯的到来：“在哪儿活都是活。活要活在我们自己心里，而不是为外界条件所左右。”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 1849 年 3 月得到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那封公开信的抄本的。在此之前，他虽有听闻，但未得亲见。4 月 15 日，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星期五聚会”日，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为大家宣读那封公开信。诗人迈科夫还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的神情：“我记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像苏格拉底临死前面对朋友那样坐着，穿着一件衬衫，敞开领口，口若悬河地大讲……”
在当时的听众里，有一个年轻的小公务员叫安托涅利，正是他的告密，将整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们送进了沙皇的第三厅。沙俄宪兵首脑、掌管第三厅的杜别尔特将军，与别林斯基、帕纳耶夫、涅克拉索夫、赫尔岑等自由派青年，都是“老相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宣读那封公开信的时候，别林斯基已经去世将近一年了。
1848 年 5 月 28 日，彼得堡的上空笼罩着乌云，雨淅淅沥沥下了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的好友雅诺夫斯基那里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别林斯基死了。当天夜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一种被时人认为“神圣”的怪病，据说历史上一些伟人如穆罕默德、拿破仑都得过）严重发作。别林斯基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作恩人，当他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刚写出自己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穷人》，就被大批评家别林斯基宣布为“天才”，“另一个果戈理”。“一个二十岁的人，您是不可能懂得这些的……作为一个艺术家，您把握了、认识了这个真实，这是老天对您的恩赐，您要珍惜这种恩赐，要无负于这种恩赐，您会成为一个伟大作家的！”面对如此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简直要晕了。要知道，在文学的王国里，别林斯基就是沙皇，“他只消用沙哑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上两句，仿佛对学生上课似的，一切就都搞定了”。
别林斯基，这位生于落后省份一个偏远乡间的肺病患者，虽家世寒微，所受教育亦粗陋贫乏，却凭着他坚毅的性格、诚正不阿的品格、知行合一的人生理想，成为他那一时代影响力最大、声音最激越的火热的道德家和批评家，一个“时代的萨伏那洛拉”。以赛亚·伯林在其名作《辉煌的十年》中说，19 世纪 40 年代的俄国前卫青年，诸如巴枯宁、赫尔岑、安年科夫、屠格涅夫、果戈理，哲学家卡特科夫、别德金，散文家科尔什，玩票的富家青年包特金、巴纳耶夫、奥加廖夫、加拉霍夫，大诗人涅克拉索夫……均一时之俊彦，“但诸子之上，巍然耸立着批评家别林斯基。别林斯基在教育与品位上的缺点，尽人皆知；他貌不惊人，散文风格亦多可憾之处。
然而，他成为他那个时代的道德与文学独裁者”。他是“俄国知识阶层的良心”。他的影响力所及，可谓妇孺皆知。1856 年，著名的斯拉夫主义两兄弟之一、对别林斯基并无好感的阿克萨科夫游历俄国乡镇后不无沮丧地发现：
每一位能思考的青年、每一位在乡下生活的龌龊沼泽里渴求一丝新鲜空气的人，都熟知别林斯基之名。乡下教师无人不知别林斯基写给果戈理的信。你要是想寻找诚实的人、关怀贫穷与受压迫者的人、诚实的医生、不惧奋战的律师，在别林斯基的信徒里就能找到。
就是这样一个人，“了不起的天才，坐头把交椅的批评家，思想界的巨子”，经常要通宵达旦地写作，却连个像样的房子都租不起。“唉，”他说，“夜里头要是冻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别林斯基去世后，他的丧葬费还是朋友们凑的。大家用抽签的方式购买了别林斯基的全部藏书，全部收入留给了他那因贫极、孤独而娶的非偶之妇和幼小的女儿。屠格涅夫还将别林斯基的女儿收为义女，答应抚养她长大。只有第三厅的头目杜别尔特将军略感遗憾：“我们本来要他在牢里烂掉的。”别林斯基去世时年仅三十七岁，正当盛年，却过早地耗尽了自己。
2
1842年，年仅24岁的屠格涅夫就与别林斯基成为莫逆之交。他们经常在一起激烈交谈、争论，通宵达旦。别林斯基因患肺疾，脸色苍白，极易疲倦，通常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在人前也显得突兀、局促、笨拙，有点自闭倾向。但与朋友们在一起时，又令他兴奋、迷醉，经常彻夜高谈，毫无倦意。有一次，在长达六个小时的聚谈之后，别林斯基突然叫了起来：“怎么？我们还没有搞清楚是否有上帝存在，你们就想吃晚饭了？”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与别林斯基完全不同。这位富家少爷性情随和，身体健康，高高大大，一表人才，天生的情种，一生离不开爱情和女人。虽然经常一副懒懒散散、无精打采的样子，但一看便知是那种在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贵族子弟。年轻时，他也曾对别林斯基深为服膺，别林斯基曾说：“我们这时代切望信念，对真理如饥似渴，辗转苦求。”屠格涅夫对此呼应道：“有些时代，文学不能只谈艺术性，有些比诗更高的利益。”当托尔斯泰向他提议创办一份“以纯文学与艺术为主”的期刊时，屠格涅夫答复他，当今时代所需，既不是“抒情的絮聒啁啾”，也不是“树上清歌的鸟”；“你讨厌这片政治泥沼，不错，这玩意儿龌龊，一派污尘，俗劣，但是，大街上有脏东西，有灰尘，而我们到底还是不能没有市镇。”（1858年致托尔斯泰）
但屠格涅夫在本性上并非一个坚定的道德主义者，更非狂热的政论家，而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赫尔岑眼里，他是“亲切热络的老友，天赋极高的艺术家，软弱的盟友，一枝太容易随风屈服的芦苇，一个积习难返的妥协者”。这种人不易产生激情，且会情不自禁地在某种程度上倒向对手的观点。屠格涅夫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干，除了恋爱、旅游、打猎和写作。屠格涅夫家的庄园里住满了听凭少爷摆布的女奴，屠格涅夫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她们身上初尝了男女之事。他曾追求过巴枯宁的妹妹达吉雅娜，追求过少女萨维娜，但都止于精神之恋。他一生追随女歌唱家维亚尔杜夫人，可以说苦苦追随了一生，“像一条被人逐出的老狗似的东游西逛、到处飘零”。他虽是个情种，却一生未婚，只跟一个女裁缝生了一个私生女小彼拉盖雅。“结婚吧，年轻人，”他在晚年写道，“你们想象不出光棍汉的晚年是多么凄凉。”他在爱情上花费了太多功夫，连托尔斯泰都感到惊奇。“我决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深挚地爱着。”托尔斯泰在巴黎见到屠格涅夫时，屠格涅夫正毫无希望地追随在维亚尔杜夫人身边。屠格涅夫在晚年曾对托尔斯泰夫人说，他已不再写作了，原因是他不再有恋情了，而他从来都是只有在爱的时候才能写作的。
屠格涅夫对待政治像对待爱情一样，肤浅，游移，用情不专，不易产生深情。1848年巴黎街头暴动那一天，他虽身在巴黎，却只记下了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叫卖椰子和雪茄的小商贩所持的冷漠、超然的态度。革命的失败让他的许多朋友沮丧不已，他却对此无动于衷。“谁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他说，“历史证明恰恰与此相反。”以赛亚·伯林在评价屠格涅夫时说：“的确，托尔斯泰从来不会让你疑惑他偏爱谁、谴责谁；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从来不掩饰他认为得救之路何在。这几位伟大、痛苦的拉奥孔里，惟屠格涅夫始终细谨而存疑；……他不曾具体任何清晰的原则，没有鼓吹任何教条，对所谓个人与社会的‘可恶的问题’不提任何万灵药。”
3
1847年初，别林斯基终于准备动身去欧洲疗养。在此之前，他刚刚离开为之付出六年心血的《祖国纪事》杂志，转投帕纳耶夫和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在为文学包工头克拉耶夫斯基卖命的六年，是他一生中最美好也是最痛苦的时光，“我将为这个杂志而死，我要将《祖国纪事》放进我的棺材当枕头。”短短几年间，他写下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篇章，却也耗尽了他全部的能量。他不但遭受着经济上的盘剥，还要在精神上承受书报审查制度的摧残。物质上的匮乏，加之精神上的痛苦，使他的身体油灯一般耗光，经常咯血不止，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几番犹豫之后，他决定去欧洲疗养，也许欧洲久负盛名的温泉和德国的医学教授们还能妙手回春。旅费是朋友们凑的，主要的一笔钱来自赫尔岑。
赫尔岑最后一次见到别林斯基，是在1847年秋天的巴黎。“他已病重，怕大声讲话，从前的精力只是回光返照似的偶尔重现一下。”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写下了给果戈里的那封公开信。
别林斯基的朋友安年斯基在《辉煌的十年》一文中对当时的情形有着更为清晰的描述：
……疗程即将结束，我们不久也要离开萨尔茨堡。别林斯基觉得自己好多了。咳嗽减少，夜里也睡得比先前安稳了。他已经不止一次说过住在偏僻的地方太闷气。几乎就在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我突然收到果戈里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我，《与友人书信选》的出版给他招来很多麻烦，他并不期待我的赞许，但仍然想听听我对这本书的真实看法，一个没患傲慢病和自我崇拜症的人的看法……在信的结尾处果戈里突然提到别林斯基，并顺便向他致意，同时还附了一封写给他本人的信。果戈里在那封信中责备别林斯基在《现代人》第二期上对《书信选》的火气太大……
1831年，出生于小俄罗斯波尔塔瓦省的小镇青年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结束了自己毫无生气的小职员生活，开始投身于文学创作。在22岁那年，他遇到了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普希金。随后，他发表了鬼气森森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25岁那年，他被文学界的朋友推荐为圣彼得堡大学世界史副教授。为了偷懒和掩饰学识的浅薄，他讲课时常在面颊上缠条绷带，以示颌部肿胀，不便讲话，然后给学生分发些古罗马废墟的小照片。在大学待了一年多之后，他再次辞职。“我们，我和大学，互相唾弃而分手。我又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哥萨克人。”随后，是讽刺俄国官场的新剧本《钦差大臣》的公演，用纳博科夫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相当怪异：“声名轰轰烈烈地降临在他身上；朝廷带着几乎是恶毒的兴高采烈欢呼这个戏的上演；前排的妄自尊大的高官坐立不安，丧失了自尊；无行的批评家在发泄陈腐的恶毒言语；见解颇有影响的那些批评家把果戈里捧到了天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戏是一个伟大的讽刺……”果戈里有点受不了了，他决定一走了之。此后十年，他一直躲在国外生活和写作，直到1842年《死魂灵》出版。
果戈里
别林斯基就是将果戈里捧上天的批评家，也是最有力的支持者。在别林斯基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时，果戈里就是他最为关注的作家。如果说别林斯基以七篇雄文奠定了普希金“民族大诗人”的地位，他写给果戈里的笔墨丝毫不少，甚至在篇幅上还有胜之。仅1842年一年，别林斯基就发表了5篇评论《死魂灵》的文字。别林斯基最为推崇果戈里作品里表现出的“人民性”，认为果戈里的创作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成熟的标志。面对别林斯基的推崇，天性温和、性格内敛的果戈里认为，与其说自己的作品充满了战斗性和批判性，不如说是善意的讽刺，是“含泪的笑”。他不愿意被作为一个斗士看待，他的政治理念更接近温和的民粹主义路线，赞成温和的改革与改善。为此，他准备着手写作《死魂灵》第二部，从正面来描写俄罗斯，以期对第一部进行必要的矫正。
第二部的写作进行得极为不顺，他不得不四处出游，想寻找健康和灵感，但什么也没找到。1847年，他出版了《与友人书信选》，意图“把它当做一个标准，让读者具备适合接受《死魂灵》续篇的情绪”（纳博科夫的猜测）。这部书甫一出版便招致骂声一片，批评者认为这是一部反民主、反自由、为古老的家长制、农奴制张目的“坏书”。书里充满了对俄国东正教宽容精神和信仰力量的推崇，在对待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态度上貌似骑墙，实则更倾向于斯拉夫派。“这简直就是历古以来用俄语写的东西中最古怪和最富有教益的书！”别林斯基在给《现代人》的文章里说，这本书的作者简直不是他所熟知的那个果戈里，很难让人相信一个拥有巨大才能的人“也会像一个最平庸的人一样蹉跌”。果戈里分明走上了一条歧途，“在这条新路上，等待他的是无可躲避的摔跌，在这以后，要回到原来的道路上就不大可能了……”
4
安年斯基将果戈里的来信读给病中的别林斯基听。起初，别林斯基只是心不在焉地听着，当看到果戈里写给他的那几行文字后，突然变得怒不可遏，说道：“他不明白别人为什么生他的气，应当对他讲清这一点——我得回答他。”
接下来，重病的别林斯基开始在疗养地写作那封著名的公开信。
一连三天，别林斯基洗完温泉回来后，没上楼到我的阁楼里来，直接到他临时布置的书房里去。这几天他一直沉默寡言，精神集中。每天早上喝完摆在他书房的那杯必不可少的咖啡后，便穿上夏季常礼服，坐在小沙发上，伏案写信，一直写到中午一点钟吃饭的时候。午饭后他不工作。他用三个上午就把信写好了……这期间他还常常激动得不能执笔，仰靠在沙发背上休息。其实这封信的写作过程相当复杂。别林斯基先用铅笔在各种纸片上打草稿，然后再把草稿誊写得工工整整，然后又抄了一份底稿自己留下。看得出，他把这件事看得极为重要，仿佛他已经理解到，他在编写一份超出私人通信范围的文件。
信写好发出之后，他们便开始朝巴黎去了，在那里，他们的朋友赫尔岑正在酒店等着。别林斯基在巴黎的房间里给赫尔岑朗读了那封信，赫尔岑听完后，悄悄溜进安年斯基的房间，低声对他说：“这是天才之作。我想，这也是他的遗嘱兼最后证言。”
别林斯基在信中劈头便说：“鞭子的说教者，无知的使徒，蒙昧主义和顽固专横的拥护者，鞑靼人生活风习的歌颂者——您这是在干什么！看一看您的脚下吧——您正站在无底深渊的边缘上……”的确，果戈里竟然鼓吹农奴制度为神义所授，谓其基础与其余俄国建制一般不容动摇。他甚至在书中教导地主如何对待农奴，说读书对普通百姓不但无益而且有害……这使别林斯基简直出离愤怒了。在他看来，俄国民众受沙皇专制压迫、受教会制度愚弄，已经够其不幸了，人们只有在文学中、在书籍里还能稍微透口气，找到冲决压迫的出口。他们把俄国作家看做他们唯一的代言人，使他们不受专制政治、政教和国粹主义摆布的保卫者和救星。“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作家的称号是这样令人尊敬，为什么甚至是一个才能不大的人文学上是这样容易获得成功的缘故。”作为《钦差大臣》和《死魂灵》的作者，怎么能放弃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在书中满口胡言呢？可以“原谅一个作家写得不好的书，却永远不能宽恕一本极为有害的书”。别林斯基在信的结尾劝告果戈里：“您曾经不幸带着一种骄傲的谦逊否定了您那些真正伟大的作品，那么，现在您应当带着真诚的谦逊否定您最近的这本书，用一些能使人想起您以前的作品的新作，来赎取让那本书出版问世所带来的沉重罪过。”
收到别林斯基的信后，果戈里又回了一封信。别林斯基抱着同情的态度读完了回信，只说了一句话：“语言怎么这么混乱。不错，他在那一刻必定是很不幸的……”
果戈里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一直在执拗地思索着《死魂灵》的续篇。他发表《与友人书信选》，就是想让舆论做好准备，接受《死魂灵》的第二部。但第二部的写作进程极为不顺，并最终在临死前将其付之一炬。纳博科夫分析认为，果戈里在创作上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按照一个明确的意图来创作”，而这个意图在第一部里是不曾存在的。“一个作家倘若对‘什么是艺术’和‘艺术家的职责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产生了兴趣，那么他就会惘然不知所措。”纳博科夫说，果戈里在创作上既想让“艺术家果戈里”满意，又想让“僧侣果戈里”满意，也就是说，他想让一个道德说教的果戈里与一个艺术至上的果戈里达成和谐，他想让所有人都满意，这就太难了。纳博科夫认为，果戈里是无法做一个清晰的道德主义者的，他就是一个“怪人”。所谓怪人，这是天才的标志，“只有二流作家才是心存感激的读者心目中的老友……伟大的文学则接近于荒诞。《哈姆莱特》是一个神经过敏的学生荒诞的梦。果戈里的《外套》是怪诞、可怕的噩梦。”纳博科夫说，如果说普希金深沉，托尔斯泰平淡，契诃夫婉约，那么果戈里就是古怪，这是他艺术的基础。他完全不了解俄国现实生活，他只熟悉小俄罗斯和彼得堡。“每当他努力用文学传统的流畅笔调写作，合乎逻辑地对待合理的思想的时候，他的才能便丧失殆尽。”当他创作《死魂灵》第二部时，他“已经丧失了凭空创作生活的神秘能力”。而纳博科夫也不赞成什么文学反映生活、干预生活，“文学要打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然而在俄国传统里，一个作家必须身兼道德说教者甚至僧侣的责任，如伯林所说，“说某人一方面是公民，一方面是赚钱牟利之徒，两种功能彼此十分独立，可以分持……此乃悖实之论。人不容分割。”这种传统与法国传统恰成对比，法国作家认为，自己只是个作品供应者，他们对公众只有一个义务——生产他所能的最佳作品，而不必管他私人身份如何。作为批评家的别林斯基，首先就是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他对艺术之为艺术并不十分看重，更看重艺术所带来的征服人心的力量。他认为在他的时代，俄国社会的核心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社会与道德问题，这正是作家大显身手的时刻。到了后期，他更发展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成为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敌人，而纯属文学的争辩也上升为道德之辩。果戈里与别林斯基之辩，自有其逻辑必然性，是注定“终有一战”。只不过，别林斯基在争辩中过度表现了他天性中激烈、粗蛮的一面，如伯林所言，他“时作突兀而不必那么粗糙的判断，对求精求细太欠宽容，对纯粹的美太过疑忌，有时候，更因道德独断失之强横，在艺术与道德上俱成盲目”。
两个人的争论过去不到一年，别林斯基就去世了，年仅37岁。别林斯基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此，俄国社会进入一段更为黑暗的时期，不再有自由思想之光闪耀。别林斯基去世四年后，果戈里也走到了人生的终点。看时人的回忆文章，果戈里的死况甚惨。死前一个月，他还操心着全集出版事宜，并且笔耕不辍，每天从上午工作到四点钟吃午饭，然后出门散步一刻，回屋后继续写作。然而他的身体迅速恶化，终至卧床不起，却不知道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医生们也束手无策。一天夜里，果戈里叫醒了小男仆，让他从五斗橱里取出一捆用缎带捆扎的本子，用蜡烛点着，放进炉火里。小男仆一下子明白过来，那是《死魂灵》第二部的手稿，赶紧跪下来恳求他不要烧。果戈里说：“不关你的事，你还是祈祷吧。”火熄了，只烧焦了本子的四个角。他又把本子取出来，解开缎带，散开纸页，继续烧。烧尽之后，他一边划着十字走回自己房间，一边亲吻了小男仆，在睡榻上躺下来，突然大哭起来。
他为什么要烧掉自己最后的作品？纳博科夫说，一个艺术家之所以销毁自己的劳动果实，是因为最终他认识到已经完成的作品并不忠于他的天才。是这样吗？弥留之际的果戈里什么也不说，什么人也不理，甚至不再配合医生的治疗。最后快昏迷的时刻，医生们开始强行给他治疗。先是往他的鼻子上放了八只肥大的水蛭，用来吸血；然后又把他抬进温水浴缸里，脱光了衣服进行淋浴；后来又给病人放血，往头顶上放冰块，往嘴里灌蜀葵根汁……他不停地呻吟、哀求：“拿掉水蛭，从嘴上拿开……”呻吟越来越弱，直到再也没有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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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果戈里去世的消息，屠格涅夫沉痛异常。“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没有比果戈里的逝世更使我感到震动的了。”事实上，两位大师直到1851年10月才见过第一面，也是唯一一面。互致景仰后，果戈里主动提起了关于《书信选》的争论。时隔三年，他仍然不愿提及别林斯基的名字，可见这个名字给他造成的伤害之大。他极其气愤地说起了赫尔岑，“赫尔岑为什么竟在外国杂志上狂妄地侮辱我？”并说自己一贯坚守的宗教情怀和保守立场，前后并无二致。“我先前也是这样想的啊，所表达的信念同现在完全一样！何苦责备我变节和背叛呢？”但最终，果戈里也向屠格涅夫坦白，“确实，我有很多过错，我的过错在于听从了周围朋友的劝告，如果说过的话能收回的话，我就销毁《与友人书信选》。我就烧掉它。”屠格涅夫能够理解果戈里的心境，他们在艺术观念和气质秉性上有相近之处。“死亡具有净化与和解的力量，”屠格涅夫在纪念果戈里的文章里说，“诽谤与嫉妒，仇恨与争执——所有这一切都将在最普通的坟墓前缄默：它们也将在果戈里的坟墓前缄默。”
屠格涅夫的纪念文章是在果戈里死后三天写成的，先是投给《彼得堡新闻》，被新闻审查官否决；继而投给《莫斯科新闻》，莫斯科的审查官尚不知此文已在彼得堡遭禁，并未阻挠其发表。文章登出三天后，第三厅的公文也下达了，屠格涅夫于是被抓进牢里，过了一个月的铁窗生涯。为果戈里坐牢，屠格涅夫视之为荣耀。他不像别林斯基那样激烈绝对，道德至上。他将作家分为两类，一类作家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始终处在社会的边缘，与他所属社会的集体经验若即若离；另一类则完全投入到他所属社会的共同体里，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心灵状态上都与其发生有机的联系。无疑，果戈里属于前者，而别林斯基属于后者，屠格涅夫则处在一种中间状态。他温和而执中，以浑融权变之道应物处事，镇定自持而进退有据。他曾与托尔斯泰交好，但也因观念不同而闹翻，甚至差点到了要决斗的地步。但两人心里都明白，对方是大师，是文豪，因此翻脸十七年后又重新取得和解。尽管和解也只是表面的，屠格涅夫在托尔斯泰的精神领域中始终感到呼吸不畅。“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他的《忏悔录》，就它的真诚、直率和坚定的信念而言，这是一篇出色的杰作。可是，它的道德准则都是错误的，而且，归根结底它会把我们引入歧途，把朝气勃勃的人生看得一片漆黑。因此，这是一种虚无主义的东西。”他不要道德至上，也不要宗教苦行，他要的是鲜活的人生；他不要绝对主义，不要自我牺牲，他要的是“事到临头，人人以人性使然而难以苛责”的善意与温情。他曾多次与母亲争论农奴问题，但总是败下阵来，并最终继承了斯帕斯克村的几百个农奴。晚年时，为了排遣烦闷，他曾用七百卢布从堂姐那儿买来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奴，教她读书、识字，并维系着一种奇特的性爱关系。
1883年9月3日，屠格涅夫病逝于巴黎，随后归葬彼得堡。他的陵墓紧邻青年时期的偶像别林斯基。临咽气前他说：“诀别的时刻到了……像世世代代俄国沙皇一样。她便是皇后中的皇后。”最后时刻，他还惦记着一生追随的女人维亚尔杜夫人。
别林斯基去世后，巴枯宁也被关进牢里，赫尔岑远遁异域，格拉诺夫斯基缄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尼古拉一世驾崩……俄国社会进入民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新人”形象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他没有赫尔岑的深度、想象力；他没有巴枯宁的雄辩、恣肆、气质或推理力量；也没有别林斯基的道德天才与独特社会洞察。但是，他有不屈不移的诚正、极度的精勤奋励，以及俄国人罕见的具体细节贯注力。……他的自律，他的不厌其烦，热烈、专志、功夫细密的勤勉，他不容怀疑的诚意，他那彻底的忘私，无情的直接，他对私人生活的漠然不顾，他那让人放心亲近的道德魅力，自我牺牲的能力，创造了日后俄国革命英雄与烈士的原型意象。”（以赛亚·伯林）
整个十九世纪，从十二月党人，到“辉煌的十年”俄国知识阶层的形成，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战，民粹主义的勃兴……俄国知识界虽然纷争不断，但俄国知识阶层始终是社会的良心，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这个共同体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阶级，迷恋于理想，甚至愿意为自己的理想去坐牢、服苦役以至赴死。“只因人数寡少，又远远孤悬于政府与群众之间，只因薄弱，只因忠于真理，只因诚挚，只因与别人极其不同，于是，他们有如置身黑暗森林中的人，油然而生某种同仇敌忾的团结感。”（以赛亚·伯林）
1849年圣诞节前夕，免于一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戴上镣铐，押上一架无篷雪橇，踏上了遥远的流放地旅程。马儿在白色裹尸布一般无边无际的俄罗斯雪原上奔驰了半个多月后，终于来到了托博尔斯克。当牢门沉重地关上的那一刻，两个圣母般的人物降临了——十二月党人奉维津的妻子娜塔莉亚·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安年科夫的夫人普拉克斯菲娅·叶戈罗芙娜来看望他们了。“这些俄罗斯妇女，她们抛舍了彼得堡的上流社会，放弃了贵族的一切特权，走上了长久（也许是永远）同亲人甚至子女离别的道路，去分担苦刑犯丈夫的厄运。在这些俄罗斯妇女面前，怎能不双膝跪倒？只要俄国存在一天，只要世界存在一天，人们又怎能不永生永世向她们顶礼膜拜呢？俄国正是靠这样的女人的信仰和忠诚才有了生命，世界正是从她们的爱里获得活力的呀！在这生活的十字路口，她们仿佛是奉了上帝的旨意来到他们身旁，为的是让心灵不要在生活中迷失道路。她们获准见面，对这些不幸的人们给予鼓舞和安慰。分手的时候送了他们每人一本福音书。”（谢列兹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靠这本福音书，陀思妥耶夫斯基活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