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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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归国抗战始末
原创 2018-02-28 吴基民 东方历史评论
撰文：吴基民
《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号：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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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3月20日黄昏，南昌城淅淅沥沥地下着细雨，一身戎装的郭沫若失魂落魄地敲开了南昌警察局局长朱德的家门。同为四川老乡，郭沫若与朱德结识于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当时，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见到这位多日未见的朋友，朱德十分开心却又颇为惊愕，连问“怎么啦？”
朱德这么问，是有道理的。
1926年7月，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郭沫若放弃了每月360元大洋高薪的广东大学文学院长职位，由著名共产党员孙炳文介绍，投笔从戎，担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宣传科长兼行管秘书长职务。北伐军誓师北伐，郭沫若随大军猛进，到11月北伐军攻克武汉三镇，郭沫若已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次他接到邓演达的电令，让他速去南昌，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会合，组织精干人员主持政治部工作。
蒋介石见郭沫若到来，十分高兴，当即任命他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还给了他每个月300元大洋的津贴。然而，蒋此后的行径却让郭沫若大失所望：先是在安庆，后在九江对支持北伐的劳工下手，一时血流成河。他还亲眼目睹蒋介石在南昌接见在上海的老朋友，让这位老朋友带口信给黄金荣、杜月笙等等“维持秩序”，而上海的工友一面组织武装起义，与反动军阀拼死相搏，一面还在欢迎他的部队到来……
听完上面的陈述，朱德完全明白这位老乡的心情。他鼓励郭沫若：我拿枪，你拿笔，你难道不可以写些什么？郭随即铺开纸墨，奋笔疾书：“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的总司令！”他号召全国军民起来反蒋：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最后给文章加上了一个标题《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郭沫若一面派人将文章送到刚创刊不久的武汉《中央日报》上发表，一面在南昌印成小册子广为散发。一时间，郭沫若名声大振，几乎成为了工农武装的代言人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反蒋功臣”。
这是大革命成败关键时刻一篇重要的战斗檄文。蒋介石看到后勃然大怒，于5月10日发出了《通知军政长官请通缉趋附共产之郭沫若函》，指责郭“甘心背叛，开去党籍，并通电严缉归案惩办”。5月21日，蒋又以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国颁发通缉令《电令所属一体严密缉拿郭沫若一名，务获归案惩办》。
此后，郭沫若开始转入地下。原先他由周恩来安排，准备赴苏联，他在日记中写道：“定十一号走，心里涌出无限的烦恼。又要登上飘流的路，怎么也觉得不安。”不料船期临近时，他却因患伤寒，在上海四川路上的一家日本私人医院住了一个月。以后又由周恩来安排，于1928年2月24日登上轮船，东渡日本，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海外流亡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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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亡命海外，朋友们却没有忘记他。
1936年11月15日黄昏，郭沫若在创造社的好友、时任福建省参议的郁达夫借着到日本采购印刷机的机会，来到东京近郊须和田郭沫若的寓所探望。两人虽是故知旧友，但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因对政治形势和国共两党的认识发生了严重分歧，一度反目为仇。两人在这次见面之前，已经中断交往了十年。正如郭沫若所言：“亡命足足十年，达夫和我没有通过消息。”十年没有见面的朋友，见了面会是什么样子呢？
其时，郭沫若隐居于东京附近的市川市，以他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的姓氏安家，全家生活费依靠创造社每月资助的100元钱。这100元首先由创造社按月交给居于上海的内山完造，内山寄给东京的好友小原荣次郎，再由小原转交给郭沫若。1928年，因小原涉嫌走私，被东京警察拘留，警察从他家抄出了给郭沫若的信件，郭沫若被拘留审讯，从此受到日本宪警的监视。
创造社“三巨头”：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十年别泪知多少，不知相逢泪更多”。两人相拥相泣携手而坐，还没说上几句，门外那个随时监视着郭沫若的警视厅警员就走了进来。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探员请走。郁达夫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陈公洽（陈仪，辛亥革命元老，时任福建省省长）之命，来问先生是否愿意回国。
郭沫若回答：我没有一刻不想回到祖国，虽然现在有朋友照顾，生活还可以，但每天都在日本警员的监视下，最多是个三等公民，但是我还回得去吗？加上还有安娜与五个孩子……前些日子西园寺公望（日本皇宫元老——笔者注）还出面希望我加入日本国籍，但被我拒绝了。我宁可去死，也决不加入日本国籍……
郁达夫此番赴日，其实是奉命专程策动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日的。对此，郁达夫之子郁飞曾记述道：“那次行程据他说是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的，但实际上负有一项秘密使命：向亡命日本已近十年的郭沫若，转致南京国民党政府为抗日战争终将爆发而要郭伺机回国之意。”
郁达夫回国后，向自己的上司陈仪反映了郭沫若的情况，请陈仪帮助请求最高当局让郭沫若归国。陈仪随后致信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请他探询蒋介石意见。何廉等人也正有此意。在接到陈仪信之前，何廉和翁文灏在为蒋介石准备参加庐山国是会议的人员名单时，大胆地将郭沫若的名字列上了。蒋介石看后表示认可，说“我对此人总是十分清楚的”，并详细询问了郭沫若的近况。何廉接到陈仪信后，向蒋介石汇报并得到允许，但条件是郭沫若回国后在福州居住，由陈仪负责监视，不得有“越轨行动”。虽然应允了，却形同软禁，郁达夫只得继续努力。
这年4月底5月初，郁达夫前往上海、杭州、南京一带活动，与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兼侍卫长钱大钧宴游，借机请钱大钧等人向蒋介石进言。钱大钧等人委托郭沫若的老乡、蒋介石的结拜兄弟张群向蒋介石提出此事——当初要求国民党中央通缉郭沫若的，正是张群。5月17日，张群见到蒋介石，提及郭沫若归国之事，得到了蒋的应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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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南京的国际问题研究所承担了具体策划郭沫若秘密回国的任务，这个研究所系对日情报机关，直属蒋介石侍从室。研究所主任王芃生是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内首屈一指的对日问题专家，真正的“情报王”。从1921年始，他六次东渡日本，或读书（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或考察、或交友，甚至与日本皇族西园寺公望成了好朋友。他深刻了解日本的国情，善于综合各种信息，判断力精准。1937年5月15日，他致电蒋介石，准确预测了“不出7月，日军必在华北寻衅，以求吞并”；1941年11月，他又电告蒋介石：“日本联合舰队先北上后南下，一个月后必在太平洋对美发动突袭，最可能处珍珠港。”1944年末，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攻占了衡阳、柳州、桂林，剑指重庆，举国哗然，蒋介石甚至准备再次迁都至雅安，但王芃生指出：倭寇已穷途末路，一号作战实为最后一战，到不了46年（指1946年），一定投降。”1937年初，蒋介石成立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实为专门从事大战略的研判，王芃生出任中将主任。
王芃生
除了王芃生，国际问题研究所还集中了一批对日研究专家，有连战的父亲连震东，有时为驻横滨总领事的邵毓麟，以及谢南光、潘世宪等，再有就是担任国际问题研究所京沪区少将主任的顾高地。
顾高地是著名钢琴家顾圣婴的父亲，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他投身革命，参加北伐，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少校兼蔡廷锴将军的秘书、中校参谋。他曾利用自己的人脉，迅速与上海市民协会联系，解决十九路军的军需问题。上海市民协会副会长杜月笙当即自掏腰包买了5万双回力胶鞋。由于上海市民的支持，十九路军穿上了胶鞋，军饷待遇超过了中央军，一直到他们调防，还有数万大洋存在上海银行里。
顾高地更重要的工作是在情报上。1932年1月15日，顾高地向蔡廷锴报告：日本军队月底前会在上海挑起事端，地点大致在日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闸北一带。1月23日晚上，蒋光鼐、蔡廷锴在龙华司令部召开了十九路军营以上军官紧急会议，一致同意以血肉之躯保卫大上海。1月28日深夜，日本兵进攻闸北，十九路军将士奋起反抗，他们在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五军支持下，与日军血战一月有余，没有后退一步。顾高地在“一•二八”事变中的表现，引起了王芃生的注意，他任命顾高地担任当时情报工作最重要、最复杂的京沪区主任，交给顾高地的第一项任务便是营救郭沫若归国。
顾高地仔细分析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提出要使郭沫若平安归来，必须做三件事：一是让蒋介石正式撤销通缉令；二是让郭沫若作好归国的准备，为了保证他的绝对安全，他的日本夫人郭安娜与五个孩子暂时就不能回国了；三是不能让亲日的驻日大使许世英知晓，郭沫若要乔装化名秘密归来。
王芃生完全同意这番意见，他告诉顾，年前他已通过陈公洽（陈仪）让郁达夫赴日，他会让郁达夫再给郭沫若写一封信，将准备归国的信息传递给郭沫若。两人协商后，决定由顾高地与中国驻日本横滨总领事邵毓麟联络，请邵毓麟跟郭沫若通消息。一系列的秘密行动悄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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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初，郭沫若收到了郁达夫的一封信。信上写道：沫若兄：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请速归……强邻压迫不已，国命危在旦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目下之天经地义……”“中国情形，与前十年大不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线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这时七七事变已爆发，日本警方在郭宅周围增派了监视的警察和宪兵，邵毓麟以官方身份与郭沫若接触已变得很困难。顾高地另行安排了与自己有着特殊友情、同时认识郭沫若的寓日画家钱瘦铁作为联络人。钱瘦铁，字叔崖，江苏无锡人，因创办中国画会而出名。他应日本画家桥本关雪之邀赴日访问，当时住在东京的林町，实际上是王芃生安插在日本的情报人员。
7月10日左右，郭沫若的一个学生金祖同来到东京，他是前来参加东京诗人俱乐部举办的文化交流会的，担任主讲的是郭沫若。此次聚会遭到日本浪人的破坏，郭沫若险些被打，金祖同与另一位学生拼死拖出郭，将他护送回家。7月15日，金祖同又来到郭沫若家里看望，劝他抓紧时机逃回中国去。郭沫若告诉金，从报纸上的动向分析，日军将很快并吞华北，考虑到在这里可能会受害，决定写下一篇“遗言”，大意是：临到国家需要子民效力的时候，不幸我已被帝国主义者拘留起来了，不过我决不怕死辱及国家。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唯有以铁血来对付它……写毕，郭沫若让学生一定设法转交给最高当局。
第二天一早，金祖同将“遗言”交到钱瘦铁手里，钱瘦铁大喜——这正是他所希望的契机。他告诉金祖同，事不宜迟，郭沫若回国之事要抓紧进行，一切手续由钱本人代理，金祖同负责来回接洽。随后，钱瘦铁通过秘密途径，将郭沫若的“遗书”送到顾高地手里，再由顾高地转交王芃生。
1937年7月17日，金祖同告诉郭沫若，在10日之内一定安排他回国，但有一个条件：回国之事不能告诉任何人，作为掩护，您的夫人与孩子这次就不能同行了。郭沫若听到此消息，心如刀绞，他与郭安娜（佐藤富子）于1916年结婚，妻子随着他颠沛流离，四处漂泊，为他生育了四子一女，至今已整整20年，怎能忍心将他们留在虎狼之窝而独活？临行前，郭沫若为安娜及四子一女分别写了留言，给大孩子们写的是“勤勉”二字，特地贴在墙上，希望他们以此为座右铭；给最小的儿子写的，是盼望他无病息灾地健康成长。
一行人要乘坐的是从温哥华经日本横滨、神户再往上海的加拿大邮船。7月24日，台风肆虐了东京湾，狂风大作，豪雨倾盆，但第二天转而风平浪静。25日清晨，郭沫若起了个大早，他着和服木屐，连饭也没吃，仿佛出去溜了个弯就会回来似的，躲过了日本宪兵的监视，匆匆赶到了钱瘦铁家里。钱的夫人早已为他准备了早餐，沐浴更衣后，郭沫若穿上早已备好的衬衣、西服与皮鞋，提上了一个当时有钱人旅行用的皮圆筒旅行包，戴上巴拿马凉帽。钱瘦铁还特意替他印了“东京帝国大学杨伯勉教授”的名片，亲自伴同，坐上计程车，一路疾驰，来到横滨火车站。他们购买车票跳上了“燕号”特快列车，一路上有惊无险到达神户，登上了“日本皇后号”的头等舱。
1937年7月27日，郭沫若终于抵达上海。黎琬先生代表何廉迎接了郭沫若，安排他住进了沧州饭店，并送上1000元大洋。次日，中国各大报纸都刊出了一纸公告，这份由林森主席与蒋介石共同签署的文告，宣布撤销于“国民十六年（1927年）五月二十一日发布的通缉令”。回国的次日，友人沈启予、叶灵凤、夏衍、阿英、周宪文、郑伯奇等纷纷来访。因为觉得来客愈来愈多，难以应酬，便由党组织安排，于8月初搬入高乃依路（今皋兰路）的一所公寓里居住。夏衍看郭沫若随身只带了一个旅行袋，问他还有什么行李，他笑着作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支笔。”
以后有许多人撰文述说郭沫若归来，是由共产党秘密策划安排的，其实不然。夏衍在晚年回忆录《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写道：“我急于知道他这次回来的经过，汉年不作正面回答，只说：他是下了决心的，可是一上岸，就碰上了国民党方面的人，这可能是驻日使馆向南京发了电报，他是二十七日到上海的，第三天我才知道，把他从沧州饭店搬到这里……’”
8月2日，在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郭沫若在答谢后说道：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朗诵了一首作于日本、步鲁迅原韵的诗作：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8月7日，是卢沟桥抗战一个月纪念日，上海各界市民聚集在南市蓬莱大戏院观看新上演的三幕大型话剧《保卫卢沟桥》。这部戏是七七事变后，上海剧作者协会会员们集体赶写出来的，由上海各剧团上百位明星联袂出演。夜晚剧场门打开，观众一拥而入，连过道两旁都站了许多买了站票的热情观众。戏快开幕时，一行人在夏衍、阿英、郑伯奇、李初梨等陪同下，走进了剧场中的通道，眼尖的观众认了出来：“啊，郭沫若……”“郭沫若也回国了……”
这叽叽喳喳的声音立刻变成掌声，然后掌声又变成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郭沫若归国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也是他一生中难忘的一次集会。
（原文见《同舟共进》杂志2018年1月号，东方历史评论受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