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之殇：一段教会史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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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之殇：一段教会史的反思
96 李晋马丽 D7963b5c 84d4 4ec7 a121 3a81d084a3eb 关注
2018.05.02 01:31* 字数 4696 阅读 5511评论 5喜欢 12赞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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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在《恩福》杂志2018年4月号
教会史权威学者Holifield在他代表作《神学在美国》中提到，早期美国神学呈现出一种有趣的悖论：新英格兰神职人员的主导目标是为了维持加尔文主义，以及反对一些可能推广阿米念主义、理性主义潮流的创新，但同时，他们“为辩护加尔文主义传统而反对理性主义的颠覆，带来一种对基督教教义合理性的拓展强调，以及一种高度超自然主义。”例如，在清教徒神学家中有一对著名的马瑟父子（Increase Mather和Cotton Mather），被认为是“比任何其他神学家都付出更多努力来保守加尔文主义正统”，连Holifield也称他们是“加尔文主义教义在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英格兰之韧性的例证”。 但是，奇特的是，他们对超自然事物的痴迷，令人想到现今一些灵恩派，他们也都写过很多关于巫术和预测千禧年降临在新英格兰的作品，甚至参与到一场发生在1691年塞冷市的著名女巫审判案（Salem Witch Trial）中，此次暴力事件为殖民地清教徒的名声抹上了历史黑影。解开这一谜题的关键，在于理解新英格兰神学家们在他们自己时代背景下，既想要忠于传统，也受到新思潮吸引而激情创新的双重尝试，再次凸显出人（即便是神学家）的有限。
美国建国初期的神学图景
在美国，每当出现社会危机时，总会有牧者呼吁美国需要回归清教徒的建国精神，好似那段历史是可以治愈美国灵性堕落的纯正本源。这一论点的前提过于简化了初期美国殖民地建立的复杂历史。从史料来看，教会在美国初期也面临多重危机，殖民地神学家们在回应英国和欧陆神学中对其分离主义、将教会治理秩序与政体混淆等指责时，不能只依靠教义传统，而必须在有关殖民地教会的合理性、新治理体系、和政治社会秩序进行辩护。
美国殖民地清教徒强烈相信，他们建立的联邦和古代以色列人的神权政治体一样，是上帝与他子民立的圣约。美国是一个“上帝所拣选的国家”这一理念源自英国教会就有的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前英国人认为他们才是上帝特别拣选的民族），在清教徒移民到达美国之后更加广为传播。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叙事，他们中才有一些人不认为自己攫取土地是有悖伦理的，正如约书亚进攻迦南地的历史先例一样。这段历史争议，也延伸出政治学上著名的“正义战争理论”。但从历史资料看，当时仍有一些马萨诸塞州殖民地领袖们也认为清教徒是在偷窃原住民的土地。
正如我们此前论述清教徒千禧年观的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宗教与法治》和VoegelinView）所说，马萨诸塞州的早期清教徒们所持的，在强烈民族主义情绪渲染下，已经不再是经典的加尔文主义的末世论，而是蜕变为一种后千禧年观（他们相信只有教会在世上复兴后，基督才会再来）。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乐观胜利主义的确信，认为人类历史会在美国的复兴上终结，并进入千禧年。 神学家克顿-马瑟（Cotton Mather）也猜测过具体日期，先是1697年，然后说1716年，然后是1736年。没有谁比他更用大量精力来描述千禧年国度。他极力反驳一些英国神学家对美国殖民地教会的判断（说他们在一种地狱式的光景中），甚至大胆预测说，美国将可能是基督徒在末日大患难后可以避难的地方。此后更多殖民地牧者也延续了这一理念，甚至有越来越多人最后相信，新英格兰就是基督降临之地。连神学家约拿单爱德华兹也无法抵御这一思潮，他甚至在《末世论笔记》中预测千禧年会在哪一年临到新英格兰地区，读起来和今天一些极端灵恩派所热衷作的预测，如出一辙。
为何连正统神学家也会作出如此“离谱”的宣称？为什么在新英格兰神学中，会出现一种的超自然主义？教会历史学家Holifield富有同情地写到，“超自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辩护，来回应神学家们视为自然哲学的误导，认为它会带来物质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潜在威胁。但他们抵抗威胁的方法就是宣告不可见世界中的奥秘，同时将自然哲学家们的宇宙论纳入他们的神学中。”
塞冷女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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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登陆美国的一批英裔清教徒（如五月花的朝圣者），是为追求对上帝的敬拜，脱离宗教逼迫，付上巨大代价，来到一片荒芜的大陆居住。可以公允地说，他们在殖民地的开拓，是最不怀政治和经济动机的。很可惜的是，他们对“教会纯正”的追求和神学上与古代以色列律法的体认，以及一种强烈的超自然主义情绪结合在一起，导致牧者将自身属灵权柄绝对化，不惜用酷刑惩罚一些他们认为在信仰上不正统（或有使用巫术的嫌疑）的人。例如，马萨诸塞湾殖民地法律中列出的死刑类别，是按旧约律法制定的。 这是著名的“赛冷女巫案”（Salem Witch Trial）发生的大背景。
1692年三个月内，马萨诸塞州的赛冷市发生了大规模女巫审判事件，19人处以绞刑，1人处以石刑，5人死在狱中。最初起因是几个年轻女孩发出异常叫声和抽筋症状，被医生诊断为巫术的结果。当地牧师要求她们指控谁是行巫术的，要按利未记20:27治死。当时人们还相信邪灵会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而且邪灵只有受害者看得到。一场类似于中国“文革式”的暴力公审开始了，大约200多人遭到指控，20人被教会处死。半年后，这场荒诞残忍的杀戮让外界瞠目乍舌，在强大舆论压力下，州长下令不得再伤害在押的嫌疑犯。五年后，几位牧师在波士顿南教堂向会众读了道歉书，要求宽恕。几十年后，当年死在绞刑架上的生命，奠定了后世美国司法的一个重要“判定前无罪”（innocence until proved guilty）的法律原则：宁可放过十个，不可错杀一人。
此后美国社会对这段历史的讨论仍在持续，但很多世俗历史学家热衷于猜测最开始几个女孩子的反常行为是否是一种鸟类流行性脑炎的病症。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马萨诸塞州的牧者们都持有民事审判的权力，加上他们被高举的教义属灵权威，真的如古代以色列长老一样，享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可悲的是，这一事件大大亏损了人们对殖民地宗教领袖的尊敬，为此后美国很多反加尔文主义的平信徒运动（甚至一些反正统教会权威的异端）买下伏笔。正如法国归正宗神学家雅各埃吕尔（Jacques Ellul）哀叹说出的：“世界所收割的，正是教会所播种的”。
旧约敬虔和新大陆的圣约
用“清教徒精神”来笼统地概括早期美国信仰版图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连清教徒群体之间也存在很大差异性。例如，在马萨诸塞州之外的其他殖民地的清教徒们，大多不属于后千禧年倾向的“民族主义”清教徒，并没有用自己的信条来僵化地制定当地法律和制度。Doyle在书中感叹说，“当某一个自认为‘正统’的基督教群体受到立法授权后，就会让历史充满专政和腐败。俄罗斯如此，罗马天主教会如此，还有现代伊斯兰国家，以及扶持佛教、儒家正统的例子都是如此。” 他更进一步指出，马萨诸塞州清教徒的错误在于，圣约是上帝与他子民之间的，而不是上帝与某个国家所立的。“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与上帝的选民等同起来，就是犯了一个基本错误。这样做放大了国家的重要性。” 的确，这种民族主义话语逻辑一直延续到此后美国出现的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或一种基督教与政治理论混杂的“基督教共和主义”（Christian Republicanism）， 甚至仍继续被今天川普时期的政治不断使用。Mark Noll曾说，“美国建立时的一些根本性原则包括很多基督教信仰所认可的内容，但其中也包括一些颠覆基督教信仰、却用圣经话语包装起来的内容。”这一混杂的起点，收割了一段非常复杂的历史。
实际上，宗教热情有转换为政治激情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危险，这一点在1649年英国清教徒运动中也体现出来。当国王查理一世被压上断头台，随着一声“看这叛徒的头”就尸首两处，这一幕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基督教会历来尊重君主和教会是上帝治理的“双剑”，君主可以废黜，但弑君却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这段历史也被负面地载入历史，称为“清教徒革命”（the Puritan Revolution），而“革命”的意思就是用暴力手段推翻现有秩序。此后，这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激进主义就登上了欧洲的政治舞台。
民族主义的危险在于，它容易让基督徒将政治自由与灵性自由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后千禧年观潜移默化地修改了人们宗教生活的动机：与其盼望基督再来，它鼓励人们用一场制度革命来确保公民的自由。他们难以想象若没有政治自由，人还能怎样敬拜上帝。他们认为可以“革”掉邪恶君主的“命”。他们和耶稣时代的犹太人一样，期待上帝赐给他们政治上的解放。他们忘了耶稣所讲的比喻中，天国的生长是渐渐的、无形的，不是出于人的手，而是出于上帝之手。
美国的神学悲剧
Wright Doyle用《基督教在美国：成功和悲剧》一书澄清说，当欧洲移民前往新大陆时，“他们所怀的动机可以用这样一个次序来说明：黄金、荣耀和上帝。” 尽管哥伦布本人在日记中提到是上帝将对新大陆的开拓放在他脑中的，但是历史学家们发现，他的文字中也强调金矿的重要性。Steven Keillor也指出，“欧洲移民带到新大陆的那种基督教信仰，是他们声称从上帝启示而来的真理，但这些带此信息去的人，却严重违背了它。”他说的包括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的杀戮和其他攫取的行为。
清教徒为了远离政治逼迫来到新大陆，但可悲的是，他们后来也成了他们所反对的逼迫者。新英格兰教会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异端审判案就是关于Anne Hutchinson的驱逐。Hutchinson是波士顿一位热衷神学讨论的家庭妇女，她在神学上质疑当时牧者们传讲的救恩次序，问题简单来说就在于“成圣是否可以为称义提供证据？”。但最终连她唯一推崇的神学家John Cotton也并没有满意地给出确切答案，未能在自然（Nature）和恩典（Grace）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的表述。在教会历史学家Holifield看来，“双方都用一些新语言在塑造旧思想，以至于双方都偏离了加尔文。” Hutchinson更大胆指责牧师们传讲的是行为之约，吸引很多本地信徒跟随她，挑战了神职人员在殖民地刚建立起的神学权威性。关于她的教义偏差，John Winthrop后来写到，尽管她犯了一些错误，但“她建立的根基仍是基督和他白白的恩典。”
不幸地是，在一段时间，这一场争议扩大到很大范围，而且非常激烈，以至于执政长官撤销了她一些追随者的武器，也导致了本地政局的一些变动。最终教会长老公开判定她的神学偏差太大，将她一家驱逐出清教徒社区（处罚方式与赛冷女巫案一样，都延续旧约的律法）。此后不仅Anne Hutchinson本人因精神打击和旅途劳累流产，而且在被迫搬到一个新地方时，全家死于当地印第安人的屠杀中。
在这个故事中，最令人惊讶的是，当Anne Hutchison和另一位妇女都遭遇流产之苦，消息传到她们原来教会的牧师和长老那里时，教会发布公告说，上帝已经显明在这些女人身上的惩罚，让她们腹中怀上畸形胎儿，而且死去。 这一态度可以说成了新英格兰教会最大的污点。与塞冷女巫案一样，这件事也让新英格兰殖民地教会的声望大跌。
当教会属灵权柄被高举、滥用而不被尊敬后，美国出现了更多主张祛精英化的宗派，他们反对专业性的神学训练，鼓励平信徒带领教会。基督教信仰的福音被分散、减弱，越发成了民主和平等的福音，也为一些非正统信仰的滋生（独一神教、摩门教、复临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人）预备了土壤。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具有强烈清教徒色彩的美国神学刚刚发端，却很快就没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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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与其说早期美国大陆是一个民主制度的试验田（托克维尔的理论），不如说它在根本上是一个神学创新的试验田。在美国殖民初期的一个多世纪内，神学家在理念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如此，美国神学的处境创新是在竭力维护传统的同时发生的。例如，在早期美国神学史中，一场关于加尔文主义正统之意义的辩论延续了超过两百年。在独立革命之后，虽然美国神学家们的显赫地位有所下降，但在整个十九世纪初期，神学仍继续在美国知识界受人尊敬，同时它还提供了一套有力的词汇，让普通美国人在实践宗教生活过程中使用出来。
同时，美国社会的多元化，让早期殖民地的“神权政治体制”瓦解，民粹主义主导的平信徒宗教越来越多，基督教神学的力度在多方面被挑战、延伸和弱化。此外，一种越来越公民化的后千禧年主义词汇也进入美国政治，一直影响到今日的川普政治。
因此，在传统和创新并行时，可能会发生很多“未料后果”，是不能用一种单线条叙事来简化的。很可贵的是，教会历史研究中保存了让后人可以看出全景的史料，并没有抹杀一些有争议的案例。而对这些案例的反思，正让我们确信那些古老的教义：人的有限、制度权力的诱惑和上帝的怜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