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继母钱瑗

@作家叶倾城
14分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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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都喜欢读与人有关的故事，哪怕是哪些普通的、没太多故事的人。
钱瑗是一个平凡的女子——不，我这种微末之身，并没资格说这种话，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她除了是杨绛钱钟书的女儿之外，并没有别的东西。
而我读她的故事，在于她是一个“范本”。
一个独生女儿，如何在照顾父母、开展自己的人生、寻求自己的快乐之间，寻找平衡。
她是那么懂事，除了出国两年，仿佛她一生从没有大段的时间，只有自己。
她一向依父母而居，在再婚之后也是。
周一到周五，在钱家照顾父母。
周六晚上才回自己的家。
——当我年轻，我所听说与理解的“周末夫妻”，我并不知道会是这样的。

在《我们仨》中，几乎没提过钱瑗的个人生活（《牛棚杂记》里提过她第一任丈夫，寥寥几笔）。
但她是有同学、有同事、有丈夫、有朋友、有继子女的。
在她逝后，他们把思念汇成了一本书《我们的钱瑗》。

我的继母钱瑗
杨宏建

继母钱瑗去世已经七年了。
通常当一个人离开大家之后，他或者她就会在家人的记忆中渐渐地淡化、远去，没人能够例外。
是杨绛外婆的《我们仨》又把钱瑗鲜活地带回到我的眼前。

当我读到一些熟悉的人物与往事，有时会在心里浮现出一丝会心的笑。
在“他们仨”的人生旅途中，我只是在某一个路段与钱瑗相遇，并得到了一些她的帮助。

我父亲与钱瑗结婚时我18岁，刚刚到工厂上班。
当时我并没有像现在一些家庭问题专家说的那样，对父亲再婚感到很不安。
因为 “钱瑗阿姨”，是个很随和的人，不像个“后妈”。
那时我心里还有一个小算盘，“反正爸爸应该再结婚，那么钱瑗起码是个不坏的选择”。

果然，钱瑗在进入西石槽杨家的生活之后从一开始就与我和妹妹以大朋友的方式交往着，从未让我们感到有“继母”的感觉。
同时，我俩从她那里得到的帮助是多方面的，她对我们的人生轨迹有很大影响。
比如说我在25年前上大学时从未想到过由钱瑗辅导的英文会对我的一生起到如此积极的作用，为此我永远感谢她！

记得钱瑗从英国学习回来之后，就从我爸爸手中接过了给我上英文课的差事。
当时我学英文的出发点只是在体育运动课之余找个有益的消遣，因此学习的过程肯定会比现在学生“目的明确”的学习要有趣得多。
我刚刚上钱瑗的课时有些怕，因为她职业性的“诲人不倦”常常让我消化不了。

比如我问她一个小问题，她会引经据典地把那事的祖宗八代查出来讲给我听。
从书房追着讲到厨房，你不听都不行！
后来我也习惯了，把问题留到最后再问，这样她讲多少我就听多少，不明白也先听着。还甭说，钱瑗当年告诉我的一些知识与方法至今仍在起作用，并未过时。

现在有时身边的人会提出一个有关英文的问题，我答不上来，总会遗憾地说：要是我妈在就好了，她会让你“听不了兜着走”！
我与钱瑗有一个奇怪的共同点，就是英文字在我们脑子里是彩色的，如果拼写错了会有颜色不对的感觉。
但是我们的颜色感不同，因此交流一下某个字是什么颜色也是我们英文课的一件乐事。

钱瑗不是一个擅长家务的家庭主妇，大概也没有人会这样要求她。
所以很有“自知之明”的钱瑗会尽量以其他方式弥补自己的这一“缺点”。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每到星期六她该回西石槽的日子我会很盼着她，原因是她经常会给我们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

从北师大到灯市口的这一路是钱瑗买东西的路线。
夏天经常是一大饭盒新街口丁字路口的四川凉面，秋冬天则是平安里一家清真肉店的上好牛肉。
有时她会特地在灯市西口早下车，走到王府井东来顺去买那里特别的大块肉羊肉串，或者是牛肉馅饼。
有时还专门去崇文门内的“春明”去买那时很稀罕的西式点心。
因为要买东西，她一路要几次换公交车，经常到家很晚。
如果是冬天，很早就黑天了，我们在家准备好了晚饭等着她。

有时快七点了，我爸总是说：“先吃吧，妈可能马上就到了。”
往往是我们刚坐下来吃饭，门开了，妈随着冷风背着大包小裹进得门来。
她总是走得脸红红的，脑门上冒出汗珠。
一边急匆匆地从包里往外掏东西，嘴里忙不迭地说：“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

我们习惯了她这样出现，也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晚上。
饭后我们通常看电视，电视剧居多。
钱瑗从没有时间或耐心看完一部电视剧，但又舍不得对此“孤陋寡闻”，因此她总是提前看电视节目报，用这种“cheating”（作弊）的方式了解一个故事的前因后果，然后得意地告诉我们：“后来……”
对此，我们很有“意见”，认为她把悬念给破坏了。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些年，直到腰痛迫使她改变了生活的内容与习惯。
我们也就失去了这样的温馨周末夜晚。
我感到庆幸的是每当我们现在提起钱瑗的时候，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她在医院中的形象，而总是她满脸通红，急匆匆迈进家门的那一刻。
那是一个忙碌而充满活力的钱瑗，她一直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