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众人控诉之时，他在独自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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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众人控诉之时，他在独自忏悔
原创 2016-04-03 许纪霖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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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虔诚、献身。在巴金的人格词典中，这三者具有最崇高的价值，安那其主义因为其饱含理想主义的耀眼光芒与献身意志力，成为了他终身的信仰。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位文化老人，痛感“文革”期间假话流行，人格堕落，以其耋髦之力，向全社会疾呼“讲真话”。
他，就是巴金。
在大浩劫之中，许多人在众人面前痛哭流涕，低眉顺眼地表示“我忏悔！”；“文革”结束之后，这些匍匐在地的人抖抖身上的灰尘站起身，慷慨激昂地说：“我控诉！”而巴金，在《随想录》里面，更多地是灵魂的自我拷问。他曾经跟随众人批判过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发文《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在朋友的伤口上撒盐，并当面指责胡风“做贼心虚”。三十年后，巴金重见胡风，他已经认不出这位坐在轮椅上目光呆滞的老朋友了。他没有勇气向胡风当面道歉，但他尚未泯灭的良知让他寝食不安。他曾经被迫害，也参与过迫害别人，巴金对自己当年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表演“感到恶心，感到羞耻”，“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于是，这位真诚的老人，在众人挺起身体“我控诉”的时候，匍下身躯，沉痛地表示“我忏悔！”。
▲ 上海巴金故居展出的作品。
一部《随想录》，曾经震撼过八十年代多少知识人的灵魂，最早我发表在《读书》杂志的文章，题目就叫《从中国的忏悔录看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格》，从民国初年的黄远生谈到巴金老人：
“ 他作为一个十年‘文革’无可争议的受害者，今天却在严肃地忏悔在那疯狂的年代里自我的怯弱和‘丑陋’。相形之下，那些曾经扮演了某些不光彩角色，而如今却‘当仁不让’地将自己划入受害者行列的人们，清夜扪心，又当作何感想？”
雷霆万钧之下，说真话是要有道德担当的，众人皆在“控诉”之际，公开“忏悔”同样需要良知的勇气。晚年的巴金何来如此之担当与勇气？三十年前我不曾想过，近日我阅读陈思、徐开垒、樋口进等学者为巴金所作的传记，才注意到，他生命最后时段的人格升华，其实只是青年时代的回归。
青年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
安那其主义，就是清末民初在中国风头最劲的第一大思潮：无政府主义。它来自19世纪的俄国，曾经激励过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人的心灵。晚清的同盟会革命者、五四的启蒙知识人，无论是章太炎、蔡元培、汪精卫，还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曾经都受到过安那其主义的精神熏陶，迷恋其美丽的乌托邦理想与壮烈的献身情怀。几乎可以这样说，假如没有安那其主义，就没有中国的革命，在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之前，安那其主义就是中国革命的精神灵魂。
然而，第一代安那其主义者当中，最早的刘师培后来循入书斋成为国学大师；吴稚晖、李石曾转投国民党，摇身一变为党国要人；师复是中国安那其主义的精神圣人，可惜他死得太早；创建社会党的江亢虎晚节不保，沦落为汉奸。而作为第二代安那其主义者的巴金，他的前半生为之而燃烧，虽然一度失去过自我，但到晚年又回归到少年的本真：一个真诚的、理想的安那其主义者。
在清末民初，安那其主义是最激进的革命乌托邦，当汪精卫以“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士情怀只身赴京刺杀摄政王的时候，他的内心燃烧的是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烈火。什么样家庭背景的青年最容易投身革命？我发现，近代中国的革命者和左翼文人都有一个特点，他们不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士大夫，就是破落的富家子弟，很少来自贫寒的农户家庭。为何如此？激进青年都是情怀党人，他们的儒家士大夫救世热忱，不仅渊源于家族的基因，也来自幼年的研习经书，这样的条件只有士大夫和富庶家庭才具备。倘若家族不衰败，其子弟衣食无忧，前途似锦，即令不能科举入仕，也可以花钱捐一个官，依然是体制中的一员。唯有家道中落之后，这些曾经阔过的贵族后代，不仅被抛到体制边缘，而且饱受家族乡人之冷遇，有深切的世态炎凉之痛感，很容易将一家之衰败与一国之腐朽联系在一起，激发起强烈的不满与反抗心理。假如再加上父母双亡，那么，失去家庭慈爱的孤儿更容易性格极端，走上革命一途。汪精卫出身于书香门第，13、14岁时父母双亡，从此造就了他的偏激人格。
▲ 巴金的手稿和他用过的笔墨。中新社发 汤彦俊/摄
巴金的少年时代与汪精卫有点类似，他出身于成都的官宦之家，也是不到13岁母亲与父亲接连去世。巴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父亲的死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面目。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沈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陈思和曾经分析过，即使父亲死后，他留下的孤儿寡母（一个继母和十个子女）也有240亩良田，衣食不愁，大家族中的主心骨祖父还活着，家里并不缺少慈爱和关怀，巴金的记忆未免有点言过其实。然而，对于从小多愁善感的巴金来说，父母的早逝，最大的创伤不是贫困潦倒，而是心灵的孤寂。他不再能够像其他孩子那样，有父母的溺爱，可以任性撒娇、无忧无虑。他不得不在关系错综复杂的大家族里面，乖巧地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活着，为自己寻找安全的位置。于是，少年的心灵对各种家人的冲突与人性的幽暗格外敏感，也对压抑年轻人个性的长老的权威分外不满，暗生反叛之心。而社会，不过是家族的放大，像巴金这样的孤儿也特别容易滋长叛逆之心。他们敏感，幻想一个新的天地、新的社会，内心渴望着一片高墙外的自由天空。巴金后来能够写成《家》、《春》、《秋》经典三部曲，绝对是少年时代记忆与憧憬的沉淀。
在15岁那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他读到李石曾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一本小册子《告少年》，犹如石破天惊，让巴金全身震撼：“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变调简直要把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每夜都拿出来，用一颗颤抖的心读完它。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他后来回忆说：“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失。”
▲ 《告少年》——克鲁泡特金
信仰的曙光升起来了，让少年巴金在黑暗的隧道里看到玫瑰色的未来。指引他走出精神荒漠的，便是俄国安那其主义大师克鲁泡特金，这是他一生的精神教父，至死未变。后来他翻译了多种克氏的著作，最让他激动不已的是，是翻译克鲁泡特金的精神自传。他将写给弟弟的一份信，作为译作的代序。巴金如此推崇内心的圣人：
从穿着波斯王子的服装站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身边之童年时代起，他做过近侍、做过军官，……他度过贵族的生活，也度过工人的生活；他做过皇帝的近侍，也做过贫苦的记者。他舍弃了他的巨大家产，他抛弃了亲王的爵号，甘愿进监狱，过亡命生活、喝白开水吃干面包、做俄国侦探的暗杀计划之目的物。……这样地经过了八十年多变的生活之后，没有一点良心的痛悔，没有一点遗憾，将他的永远是青春的生命交还与“创造者”，使得朋友与敌人无不感动，无不哀悼。这样的人确实如一个青年所批评“在人类中是最优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伟大的良心”。
▲ 彼·阿·克鲁泡特金
巴金最迷恋的是那些悲剧性的英雄人格，特别是出身于尊贵之家、又背叛了自己阶级的贵族革命家。除了克鲁泡特金，他心中的另一位偶像是同样出身于高贵家族的俄国安那其主义者、女民意党人薇拉·妃格念尔。她因为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二世而在狱中度过了22年、巴金一边翻译她的回忆录，一边诚惶诚恐地说：“实在这部书像火一样点融了我的献身的热望，鼓舞了我的崇高的感情。我每读一遍，总感到勇气百倍，同时又感到十分的惭愧。我觉得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我实在是太渺小了。”
信仰、虔诚、献身。在巴金的人格词典中，这三者具有最崇高的价值，安那其主义因为其饱含理想主义的耀眼光芒与献身意志力，成为了他终身的信仰。巴金再三提到：“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我”，“在十五岁的时候，我也曾有过‘立誓献身的一瞬间’。”五四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从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观突围的年轻一代，在用理性估量一切价值的同时，也希翼皈依一个新的信仰、新的主义、新的宗教。巴金自称是五四的精神之子：“五四运动像一声春雷把我从睡梦中惊醒了，我睁开了眼睛，开始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巴金看到的，是一个安那其主义的新世界，在五四时代，对于一个渴望信仰的青年来说，还有什么比安那其主义更具有魔力呢！
因为为生与死的问题纠缠，巴金一度也想皈依佛教，企图在佛经里面找出一点依靠来解除自己的苦闷，但他失望了，佛教太出世了，艰深的佛理也难以走进他的心灵，他觉得佛陀的世界“只是一个不能实现的梦”，“佛教的理论纵然被佛教徒夸示得多么好，但这究竟是非人间的，超现实的；人间的、现实的苦闷，还得要人间的、现实的东西来解除”。其实，安那其主义与佛教在“无”的境界上有相通之处，晚清的章太炎等人就是从佛教的视野拥抱了安那其主义。但巴金是一个欲救世的儒生，过于虚无缥缈的幻境吸引不了他。天空是遥远的，他需要大地，在现实中积郁的苦闷要在现实中化解。他的乌托邦世界是人间的，而非循世的。于是，巴金最终还是皈依了最具现实性、反抗性的安那其主义。“我是一个有了信仰的人”、“我不怕，我有信仰”，这类句子在巴金的著作中比比皆是。在二十年代离开成都到上海之后，巴金与他的安那其主义的同志们躲在上海租界的亭子间里办刊物，穷得每天只能吃几个硬面包和着冷开水，但他们的精神是饱满的，内心是充实的。陈思和曾经采访过巴金当年的同志吴朗西夫妇，他问他们当年是靠什么样的毅力支撑艰苦的事业的时候，吴先生突然两眼放光，浮肿的脸庞舒展开来：“那时，我们都信安那其。”
巴金从安那其主义那里吸取的第一信念，是正义。他从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中，“明白地意识到正义的感觉，这正义感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做一个正义的人，这是巴金对自己人格的要求。之所以“文革”之后他开始真诚地忏悔，是因为早年的正义品格觉醒了，他在自己49年之后的表现中看到了自己灵魂的丑陋与人格的不义，背叛了早年的信仰，他自惭形秽，不再看得起自己。
在五四期间，安那其主义与民粹主义、社会主义、互助主义等各种乌托邦思想混杂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深受这些思潮的影响，巴金开始痛恨自己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对民众有了深切的罪孽感。他给在五四青年中有很大影响的安那其主义者爱玛·高德曼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竟然收到了她的回信。高德曼告诉巴金：你说你是从富裕的家庭中出来的，这不是你的错误。我们的大部分同志都是像你这样的出身。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选择未来的道路。我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不能坐视大众的痛苦。“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巴金深受鼓舞，他决意做自己所属阶级的叛逆者，以虔诚的姿态向苦难的民众赎罪：“我们宣誓，我们这一家的罪恶应该由我们来救赎，从今后我们就应该牺牲一切幸福和享乐……向人民赎罪，来帮助人民。”
正义，再加上互助与自我牺牲，构成了民国时代安那其主义者的三大人生信条。一个人要反抗不义与黑暗，是何其的渺小，需要志同道合的同志。巴金在阅读了《告少年》之后，深深为安那其主义吸引，他到处写信，寻找革命的同志。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敲响了巴金家的大门，原来是重庆的安那其主义小团体适社派人来找他。他去了他们的住处，后来巴金回忆说：“在那里的两小时谈话照彻了我的灵魂。我好像一只被风暴打破的船找到了停泊的港口。”适社在成都建立了另一个小团体均社，巴金成为其中年龄最小、又最有激情的一位，他们崇拜中国的安那其主义教父师复，为他的清教徒般的自律和牺牲精神所吸引。他们出版刊物《半月》，张贴传单、办平民学校，到公园去宣讲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巴金找到了组织，找到了新的家，他的心灵变得充实了。
▲ 青年时的巴金
在五四时期安那其主义是第一大思潮，二十年代之后，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列宁式的共产主义传入中国，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中共成立、国民党改组，另一种激进思潮开始取代安那其主义，吸引了更多的革命青年。安那其主义与共产主义在终极理想和思想特征上有共同之处，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许多共产党人都是从安那其主义走向了共产主义。然而，这两个主义在二十年代之后分道扬镳，其中一个分歧就是如何看待国家的暴力，要否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安那其主义也相信组织的力量，但他们的组织是文人式的结社，松散、自由，更强调个人的修身与对理想的献身，至于如何理解安那其主义，各有各的重点与实践，因此，中国的安那其主义团体虽然如满天星斗遍布全国，渗透到各个党派和社团之中，却是一盘散沙，形成分子式的、互不关联的散漫团体。而列宁式的政党就不一样了，它像天主教一样，以苏俄为核心，以共产国际的组织形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等级网络，而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党有统一的信仰，有严密的内部纪律，无异是一个世俗性的革命宗教团体。
巴金身上的文人天性和浪漫主义性格，使得他与列宁式的政党格格不入，而安那其主义那种松散、自由的传统文人式社团更适合他的个性。双方都在争夺青年，争夺革命的道德制高点。巴金对苏俄的劳工专政颇有微词，他认为其借助国家机器的暴力，最后会落入少数革命精英的专制，为此他与创造社诗人郭沫若在1926年还展开过一场论战，年少气盛的巴金在论战中语言颇为尖刻，多为嘲笑、挖苦。这些论争的文本后来因为收入了郭沫若文集，而令49年后的巴金胆战心惊，唯恐像胡风那样，被算了历史老账。
1925年国民大革命之后，安那其主义已经不是国共两党的对手，逐渐淡出革命青年们的视野。国民党北伐的成功，使得一批老资格的安那其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进入了国民党高层，安那其主义自此也成为南京政府提防和镇压的对象。当一大批同志倒向统治者的时候，年轻的巴金显现出作为一个信仰者的坚定，他发表文章公开宣布：“我永远反对国民党，我不但在过去，在现今，不曾卖掉过我的主义，与任何人、任何党派妥协，在将来我也绝不会的，自八年以前做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来，以至我将来未死的时候，没有一时一刻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
巴金的一生，保持了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向往自由的天性，不巴结权贵，不愿受到任何组织的约束。他对个人道德人格的坚守，超过对组织力量的信任。在五十年代末，巴金的老朋友唐弢、靳以都入党了，他们受上级领导的嘱托，以闲谈的口吻劝说巴金：“我看你也该向党打报告，提出要求了。”巴金笑笑说：“我这么多年自由散漫惯了，组织观念不强，恐怕还是留在党外的好”。
巴金向往革命，但骨子里并不适合革命，诚如陈思和所说：“他的生性忧郁，他的讷于言、慎于行的个性，都使他无法投身到实际的运动中去，……这样，唯一能走的一条路就是在书斋里做力量研究，用自己的笔来发泄满腔的怒火和悲愤之情。”其实，在早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像李达、施复亮、茅盾等人，虽然身为共产党早期创始人之一，也是像巴金那样，只是“观念人”，而非“行动人”，后来都退出了实际的政治，转而从事文学和理论战场。
到了三十年代，安那其主义逐渐退潮，淡出了革命青年的视野。巴金很沉痛地说：“我在安那其主义的阵营中经历了十年以上的生活，运动的经验常使我觉得理论之不统一，行动之无组织，乃是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致命伤。”当他为安那其主义运动的低落而哀伤的时候，命运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他的小说《灭亡》由叶圣陶推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一颗文学新星在文坛升起。接下来的《家》、《春》、《秋》三部曲，《雾》、《雨》、《电》三部曲接连出版，巴金在文学上获得了不期而然的成功。他一开始并非为文学而写作，只是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写下来，“我不是因为想做文人而写小说的，我是为了自己，为了倾诉自己的悲哀而写小说”。梁漱溟说过，自己不是学问中人，而是问题中人，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学问家。同样，巴金也这样说:“我不是一个文学家，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盛业。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
▲ 巴金珍贵老照片，东方IC供图
救世的失意，使得巴金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情感、他的爱与恨投到写作之中，因此，他的写作就格外沉重，每一回创作都像经历了一次精神炼狱。陈思和敏锐地注意到：“文坛上的成功和荣誉并没有给巴金带来相应的欢悦，我们在巴金这时写的文章里找不到一丝流露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之情，反而，满纸都是堕入深渊似的痛苦。”在他投入安那其主义运动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充实的，洋溢着光明与希望；而他写作的时候，心底却充满了失落、迷茫与痛苦。诚如陈思和所说：“一个有信仰的人是有福的，他可以追随信仰的指点人行动，不必为自己行动的正确与否负责；可是一旦身处茫茫旷野心中的灯灭了，这时候的黑夜才是真正的黑，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孤寂与绝望。”然而，正是巴金小说中弥漫的那些压抑、迷惘和苦楚，在读者当中引发了巨大的心灵共鸣。那是一代人普遍的精神境遇，许多像巴金那样充满了理想主义精神、又处处碰壁的年轻人，无处发泄、无从诉说，只能在阅读巴金的过程中找到些许的安慰，而小说中散发的忧郁气质又迷倒了一大批苦闷的时代青年。
1949年之后，巴金的作品因为其调子过于灰暗而受到批判，丁玲说：“巴金的作品，叫我们革命，起过好的影响，但他的革命既不要领导，又不要群众，是空想的，跟他过去的作品去走是永远不会使人更向前走。”这是一个皈依了列宁式信仰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对另一个安那其主义革命者的蔑视。相比而言，文学评论家王瑶的评价稍微公允一些；“虽然他并不明确地指示青年应走的道路，他的政治思想也不就是中国现实所需要的，作品中又有很浓重的虚无色彩，但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一个学校的青年常常受了巴金小说的启发而走上革命。”安那其主义固然是许多革命青年走向延安的通道，然而，这个有着美丽的名字与理想的激进主义就没有自身的价值吗？其实，即使在革命成功之后，安那其主义一直以某种隐匿的方式存在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当中，巴黎公社就是一场安那其主义的革命，其打碎国家官僚机器的政权构想，与列宁式劳工专政的国家主义，构成了毛泽东乌托邦理想中矛盾而复杂的两面。
回到巴金。新中国的诞生，让他欢悦，也让他不安，他努力在新社会中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写作的兴奋点，他对记者说：“我总觉得掮了一个作家的头衔，而写不出一部像样的作品，是愧对人民的。我深为这件事儿感到苦恼。”丁玲鼓励巴金接近生活，让他作为作家访问团团长奔赴朝鲜战场前线。他写了一系列以志愿军英雄人物为题材的小说，最有名的是《团圆》，后来改编为电影《英雄儿女》，在“文革”中作为少数老片恢复放映。那个时候巴金已经被打倒了，关在牛棚里。巴金的妻子萧珊偷偷跑到电影院去看，发现银幕上还有“根据巴金原作改编”，萧珊很兴奋地告诉了巴金，巴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几天以后作协造反派赶到电影发行公司，勒令取消片头“老反革命”巴金的名字，他的内心又掉到冰窟之中。
▲ 《英雄儿女》剧照
因为信仰过安那其主义，与郭沫若还有过一场论战，嘲笑过马克思主义，巴金在解放之后活得战战兢兢，唯恐被清算历史旧账，他感觉自己像一个“被烙上红字”的另类之人，因此在运动来临之际，为了自保，不得不表现得积极一些，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提到的批判老朋友胡风的一幕。反右运动的时候，更成为惊弓之鸟，连续写了好几篇“反击右派进攻”的大批判文章，还参加了对右派作家的批判会，跟在别人后面高呼口号，揭发批判。
因为恐惧，他追随众人“向着井口投掷石块”，这成为了巴金记忆中永远的隐痛。他是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在那个年代里面，不仅理想黯淡了，而且还与群魔共舞，落井下石，如同鲁迅的《狂人日记》里面所说，被吃，又在吃着别人。但他的良知犹存，少年时代播下的信仰依然潜伏在心底。当文革结束之后，巴金终于回归了，回归到青年时代那个理想的、燃烧的安那其主义者。顽强坚守在内心的信仰让他死而复生，让他公开忏悔，让他大声地说出：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图书信息：
作者：陈思和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1992-6
页数：261
装帧：平装
ISBN：9787208013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