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悠”去穆斯林国家的年轻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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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悠”去穆斯林国家的年轻宣教士
2017-06-22 周主培 基督徒学生联会
华人基督徒大概都听说过唐崇荣的名字，他是著名的华人布道家，大陆很多信徒看过他的讲道视频。然而，他所在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却是一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其拥有全世界最多的穆斯林人口。根据2010年统计数据，当地华人基督徒有100-200万，占华人总数的30%。今天这里复兴的局面与早年来此的宣教士息息相关，这当中就有一位不太被人所熟知的年轻人——周主培。1949年，时年24岁的周主培被差派，前往印尼从事跨文化宣教工作。
同样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同样是去穆斯林国家，同样是华人对外宣教的先锋，回顾这段历史，聆听当事人的回忆，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两位在巴基斯坦殉道的年轻宣教士的所做所行。
周主培一家三口
蒙拣选的周家
1925年，我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县，就是鲁迅（原名周树人）的故乡。我们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大家族，父亲信奉道教，母亲来自佛教家庭，神却用奇妙的方式带领我们一家归主。
我幼年的时候，被自己同龄的小伙伴邀请参加教会。当天的主日学老师在教导“神是爱”，“神爱世人，所以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来拯救我们。”我觉得这样的道理很新奇，我向神祷告，祈求神的拯救。此后，我经常邀请其他小朋友一起去教会参加主日学。
不久，体弱多病的母亲生病了，家人用了很多办法医治都没有效果。我问父亲可否请教会的人来给母亲祷告。父亲觉得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就同意了，有三位姊妹来给母亲祷告，不久病情好转，并开始恢复进食。此后，母亲相信是耶稣医治了她，和我一同去教会。笃信道教的父亲对母亲信耶稣并不反对，只是他还不能接受。不久以后，我把圣经带回家，他在阅读《约翰福音》后觉得蛮有道理，逐渐意识到耶稣就是成为肉身的上帝之“道”，也表示愿意信主。这样我们一家三口蒙主拣选都接受了福音，因为拒绝参加家族的祭拜祖先活动，我们被周家的族人视为叛徒，从家族的祠堂被除名，并被赶出家门。
周主培父母
少年立志
9岁那年，我患了重病，两周里病情日渐恶化，一直高烧不退。来看病的医生探不到脉搏，以为已经断气，嘱咐家人料理后事。那时父亲不在家，只有母亲承受严峻的考验，她所承受的打击和痛苦难以想象，因为全家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这个孩子身上。此前，母亲希望我将来去上海舅舅的工厂工作，可以接管他的生意，挣大钱。现在看人都要死了，所有美好计划都要落空。母亲哭天喊地的向神祷告：“主啊，如果你让我的儿子从死里复活，我会让他做个传道人，我现在就把他的生命献给你！”感恩的是，虽然身体已经僵硬、变冷，祷告之后，身体的温度慢慢恢复，又活过来了。
大家都高兴我能从死亡边缘回到人世。母亲却渐渐意识到，这是神的保守。他拣选了自己的儿子，一定有特别的目的。
后来，有人给我看一本翻译的中文书《戴德生传》，我很有兴趣了解他的生平、为人。戴德生的生平事迹让我感到既惊讶又感动。我问父亲：
“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外国人会到我们的国家，建立内地会，向那些不是他同胞的人传福音。为什么我们中国基督徒不到海外去，在别的地方建立教会呢？”
父亲回答的很巧妙：“儿啊，让我们祈求神能使用你做这工作。但愿神恩待你、带领你！”于是一起为此祷告。
那是我奉献的里程碑，那时只有十二三岁，神使用戴德生的榜样激励我献上一生为主工作。
祖国还是天国
在宁波的时候，战火越来越近，每天清晨，都目睹人群背着口粮奔往乡下避难。战事越来越激烈，城中每天都有轰炸。城外的人，或是躲藏在船只附近，或者躲在树下。
日本轰炸机飞得很低，我们从藏身的地方，都可以看见飞机下面漆着太阳的标志。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躲空袭，很多人被炸死，也有很多房屋被炸毁。由于饱受日本人的虐待，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仇恨越来越深。
读初中的时候，我加入一个抗日宣传队，到附近的城镇去唤起民众抗日的情绪和对国家的忠心。我们演出爱国话剧，而且积极地鼓吹抗日。到了中学二年级，爱国之情有增无减，曾经一度慎重考虑加入新建立的空军初级生，为中国作战，因为中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了。母亲因为我是家中独子，力劝我不应该抛下她，而且她说恩主多次保存我的性命，我的生命是主的。对我而言，这真是一番挣扎，但最后还是放弃了为国效忠的雄心大志，选择做一名天国的精兵。
主预备婚姻
十八岁的时候，父母就打算为我安排一门合适的亲事。后来有人介绍了一位不错的小姐。有一天，当我和她一起散步，我跟她表示我的志愿是做一个传道人，一生事奉主。她提醒我，她的家人和亲戚很富有，在商场和事业上很成功，做个传道人，肯定会一辈子贫穷，翻不了身。
她劝我说：“如果我和你结婚，我的家人会立刻提拔你开创一番事业，我们便可以过幸福的生活。”我回答说：“不，我决定跟随主，一生事奉他，顺从他的安排和带领。另外，我们如果真的要结婚，还需要多祷告，寻求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
神的计划是为我预备了另一位更合适的姊妹——文田。她是教会的会友，自小在一个敬虔的基督教家庭中长大，中学毕业后，和我进入同一所伯特利圣经学院就读。我们长久以来都是好朋友，虽然读书的时候关系并不特别，但是我已经看到她良好的属灵素质。
结婚合影
神开了我的眼，使我看到她。文田和我就读同一学校，这使我能有更深入的认识。她很高兴接纳我乐意献上一生事奉主的心志，并说即使要去海外服事，她也愿意嫁给我。1945年12月，我们结为夫妇，神计划我们的婚姻，使我们有共同服事的心志，这成为我们美满婚姻的基础，以此来荣耀他。
十里洋场的邀请
我神学毕业后正考虑要去哪里事奉，上海的灵粮堂给我发了邀请，我深感自己的不配，经过再三祷告，就带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傻劲，领着妻子和初生的女儿，来到了十里洋场的上海。
上海虹口是日租界，有很大的日本海军驻扎区。这时抗战已经胜利，我们聚会的地方是以前日侨信徒使用过的教会。这是一幢两层楼的洋房，楼下可以聚会用，二楼有一个大客厅，并有两家人可住的房间，各套房间都有厨房和卫生设备，我们一家三口就使用较小的一套卧室，另一套由赵世光牧师一家八口使用。
上海虹口灵粮堂
战前，赵世光牧师曾作为海外宣教士在印尼工作过一段时间，那里信徒增长很快，急需传道人。赵牧师问过我的意思，我立时拒绝了，一来不想离父母太远，二来虽然我在上海事奉只有一年光景，却已经跟弟兄姊妹建立了很浓厚的感情，我像一支羽翼丰满的雏鹰，不肯离开温暖的巢远飞。
赵世光牧师是对宣教有很深负担的先驱。他年轻时在上海，在翟辅民博士鼓励下，探访印尼，回来后热切招募年轻的中国基督徒去那里做海外宣教士。他创办了一份《灵粮杂志》，然后成立了“中国基督教灵粮世界布道会”。在日军占领期间，他开始在上海植堂，带领很多人信主，后来又在南京、杭州、苏州等地建立教会。
与赵世光牧师（右）合影
赵牧师没有因为我拒绝就放弃，他鼓励我继续寻求神的带领。我要求他多给我一点时间为此事祷告。我有点犹豫，因为身为家中的独子，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有着沉重的家庭责任；我怕父母不会同意我往外国去。还记得我要加入空军的时候，曾与他们争论。母亲声称：“等我死了你再去，我活着就不行。”
艰难的抉择
我在祷告中，去印尼的想法越来越强烈，肯定这是神的带领，所以决定顺服，便和父母交待，好征求他们的同意。父亲虽然不愿我和妻子被派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他仍表示谅解和支持，认为我应当遵从神的宣教呼召。我得到他的祝福却又一次面对母亲的反对。
“妈，我必须听从神的呼召，去印尼做宣教士。”
“儿啊，‘作宣教士’是什么意思呢？”
她有点迷惑。她有着中国基督徒的典型思想观念，以为“宣教士”只是指那些蓝眼睛、红头发、高鼻子的白种外国人，中国人怎么能够当宣教士！我耐心地向她解释说：“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所有信徒的，不论他们来自什么国家。”
接着她问道：“印尼是什么地方？”其时，我对印尼了解不多，只知道那里有很多人，大部分是穆斯林，尚未听过福音。
“妈，我必须作个宣教士，介绍他们认识耶稣。”我总结说。
“儿啊，中国也需要你。这里有很多人还没听过福音，需要传道人。况且，你是我们唯一的儿子，我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我要你待在我身边，可以常常和你在一起，听你讲道。如果你离开，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她难过不安到极点，又说：“我知道，我已经把你的一生奉献给主，让你事奉他，但是你用不着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事奉他啊！”我的感觉就如圣经中，当法老终于同意让百姓去，但却强调“不可去得太远”时摩西的心情。
我陷入无助，只能问：“妈，我们可不可以一起祷告，把事情交给神决定呢？”
“当然可以。”她同意了。
祷告没有叫事情改变，主却教导我一个新功课：祷告的结果，常常不是改变事情来取悦我们；却是改变那些祷告的心，使他们顺服神的旨意。母亲经过几天的祷告和挣扎后，对我说：“我祷告了，问题仍然存在。但祷告改变了我！儿啊，虽然我心里还是反对，但是我必须顺服神，你可以去，我会为你祷告。如果你活在神的旨意中，就离我近；如果你离主远了，就会离我也远。”我终于得到了父母的同意和祝福，便开始拟定计划，离开中国到印尼去展开拓荒宣教旅程。那时，我没有料到从此与父亲永别，也与母亲分隔三十年！
1949年3月，中国的政局越来越紧张。我和妻子文田带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八个月大的圣惠，从上海乘船出发。父亲到码头送行，母亲则难忍离别之痛，跟我们含泪道别后，留在家中为我们的平安代祷。
初到印尼
那时，中国人的海外宣教工作仍前所未闻，中国基督徒没有宣教装备训练，也没有人教我怎样做个宣教士。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福音和分享神的爱时，是遵行大使命而来。现在我也承担起主的大使命，到异国他乡把福音带过去。
犹如瞎子一般，我在黑暗中摸索，学习怎样做个宣教士。我们在上海的教会，曾答应提供一点经济支援，但不久共产党进占上海，我们便与教会失去了联系。
抵达印尼
在印尼接应我们一家的是林证耶牧师，他在日军占领印尼以前就在东婆罗洲的达雅克人当中服事，是华人对外宣教的先锋。
我刚来的时候，教会正陷入经济拮据的景况，收入很少。更糟的是我到任不到几个月，林牧师就因与执事之间矛盾辞职了，没有经验的我要独立承担整个工作的重任。这让我颇有点上当的感觉，但此时想要回去已没有退路，只有仰望神的怜悯和带领。
认识风土人情
初到印尼时，我常被清晨一阵阵的钟声，伴随着起伏有韵的男高音惊醒，同工告诉我这是临近的回教清真寺中发出的祈祷声，催促居民到清真寺中向真主祈祷。印尼是一个以回教为主的国家，有80%以上的人口是穆斯林。
印尼的原住民有四十多种，大多数讲马来话。我初到印尼时，荷兰仍是统治者，那时社会上分为三种人：殖民主义者（荷兰人）高高在上，下层是印尼土人，中国人则夹在中间。中国人和荷兰人互相利用、各取所需：中国人倚靠荷兰人的势力作生意维生；荷兰人则利用中国人替他们办事、做中间商，自己只负责管理。荷兰人走后，印尼人和华人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了日后的排华情绪。
印尼华侨分为老华侨和新华侨，他们的穿着、语言、习惯都不同，特别是语言。新华侨主要是说普通话的新移民，以江浙一带为主；老华侨大都以福建人为主，也有客家人、潮州人、海南人、广州人，他们在二战前就在印尼落户，三四代甚至十几代都住在印尼，可说是土生土长，他们说印尼话，生活已受当地文化的影响。有的与原住民通婚，子女则与印尼人无异，除了保持中国姓以外，生活起居与当地人并无差别。
学习当地语言
作为一名宣教士，要把耶稣介绍给当地人，那就得用他们明白的语言。所以，安顿之后，我就竭尽所能地学习印尼话。
当时教会并没有拨出一笔费用，为我聘请一位语文老师，也没有腾出一段时间，让我专门学习语言。不像西方宣教士，他们有机会用一两年的时间什么事都不做，集中精力学习语言。我只能从工作上学语言，一面尝试，一面改正。
周主培服事的印尼灵粮堂
我因为没有机会正式学印尼话，只有不断地与人交谈，使用想象力来补充新词汇，再混杂着印尼文来说话。学了一段时间，才有足够能力用印尼话和人谈论神。挣扎了不少日子之后，才渐渐掌握了这陌生的新语言。六个月后，我已经能在小型聚会中，用粗浅的印尼文讲道和带祷告会了。
为福音殉道
虽然面临了很多困难，但是感谢神，他的工作渐渐兴旺，教会渐渐增长，从三四十人，到两三百人，以后到了五六百人。奉献也随之增加，我的生活补贴也大大提高。我们很快就设立了两个布道所，从雅加达差派宣教士到西婆罗洲的山口洋去布道。
我们在山口洋的布道所开始不久，1953年，有一位姊妹叫罗素文，愿意到西婆罗洲做拓荒的工作。这位姊妹非常热心，做事也很勤劳，工作十分有果效，信主的人增加很快，他们在当地买了民房，将它改建成聚会的教堂，那里的信徒以客家人为主。
我被邀请去山口洋参加开堂礼拜，看见神实在恩待那里的工作。不过，神工作，撒旦也不松手。献堂三个月后，我们在雅加达接到电话，说那位宣教士姊妹被谋害了！于是，我和几位同工连夜赶去山口洋，参加她的丧礼。这位宣教士之所以被杀，是因为前两天有人由新加坡邮寄了一包包的单张给她，她到邮局去领的时候，当地人以为是一包包的钱，就杀了她，想抢她的钱。
为主殉道的罗素文姊妹
我知道，作为宣教士是要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然而教会历史上那些曾经流过殉道者血的地方，都被神纪念带来更大的复兴。后来，神赐福了这位姊妹在婆罗洲所事奉的几个教会，教会得到更大的增长。今天在教会旁有一个接待客旅的大楼被命名为罗素文楼，以纪念她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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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极其艰难的环境里事奉七年后，这时候赵世光牧师从香港来到印尼，使我事奉的担子暂释。他鼓励我利用这段时间到欧洲或美国短期进修。我祷告中，神清楚指示我到美国去。我那时还不知道神领我离开印尼是要保护我和我的家人，免受牢狱之苦，甚至杀身之祸。在政治环境越来越黑暗和险恶之时，神至高的主权保守了我，好让我在未来的岁月中仍能事奉他。
1956年，我们一家远赴美国，在神学院中深造。神让我看到从香港、台湾过来读书的年轻人，他们对信仰渴慕追求，我亲自驾车，逐一走访北美东岸大学校园，组织学生查经班和团契，后来这些查经班纷纷成立为华人教会。我和几位同工创办了“基督使者协会”，有许多大陆过来的年轻学子在这里被祝福，成为华人教会领袖。
本文节选自周主培自传《骨肉之亲》，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