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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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没有什么传奇，就是多活几年。我经常说：大概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掉了。
我生活没有安排，现在是离休在家里面，我还讲笑话说：我是无业游民，没有工作的。我的朋友知道我没有事情干，常常买了书送我。我什么书都看，人家送来什么书，我就看什么。
有的东西觉得有价值，我就摘录下来，有时候一本书摘录成一篇很短的文章，再花功夫把它压缩。另外，有什么感想呢，我就随便写一点东西，主要是历史学和文化学的问题。有的东西要写几个月，有的东西半天就写出来了。
我到了85岁才离开办公室。现在年纪大了，105岁了，不能活动，就在家里面。我的世界小得不得了：半张小桌子，半间小屋子，这是我的世界。
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
我年轻的时候是搞经济学的，我们学经济的时候，也是一阵风。1955年，中国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成立一个新机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领导要我到这个新机构来做语言文字工作，我就改行了。既然改了行，我就专心一致，我的工作主要放在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上。
我在欧洲的时候，看到欧洲人很重视字母学，就买了很多字母学的书，自己看，觉得很有趣味。想不到隔了许多年有用处。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你不懂字母学是不行的，而当时这个学问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就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字母的故事》，引导大家对于字母学有一点了解。想不到这本小书出来以后，很风行，一下子印了几版。这项工作在今天发挥了作用了，大家都要用手机，发短信都是用拼音嘛，所以，拼音推广了手机，手机也推广了拼音。
我买了个手机，现在耳朵不灵了，眼睛也不灵了，用手机也不方便了。我跟外面联络还是用电脑。我是最早用电脑写文章的，那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大家用电脑。我一早就提倡用电脑来处理汉字，当时有的人不赞成，后来大家都用电脑了，也用不着我提倡了。电脑当然是好东西了，可是好东西都是有坏处的，坏处就是小孩子现在不会写字了。外国也有这个问题。外国人原来也讲究字写漂亮嘛，现在无所谓了，现在连美国总统都不会写字了，你看奥巴马，都是随便写的，这就是电脑的坏处。天下的事情，有好处，就都有坏处。
网上有人写文章骂我，我看了，骂我的文章我最喜欢看，好玩得很。讲得对我就改正，讲得不对我笑笑就完了。譬如我说“世界观没有阶级性，说世界观有阶级性是错误的”，有人就写文章骂我了：“社会有阶级，人当然是有阶级性，世界观当然有阶级性。”我觉得他的话不对，不理他就算了，我不跟他辩论，很好对付的。
我不是新潮。因为我长期在美国，受美国的坏影响太多，美国的坏影响当中有一个，就是喜欢新的。美国没有“新潮”这个词，因为大家都是新潮;在中国，就反对新的，要保留老的，所以就有“新潮”这个名词了。我无所谓新潮，我觉得生活要发展嘛，信息化跟电脑是分不开的，每个国家都要进入信息化，所以每个人都要新潮，这样才行。
不是很好玩吗?
我下放宁夏的时候，有一天通知说：明天清早5点要开会，重大的会。因为宁夏那个地方，早上很冷，中午很热，我一看天气很好，中午一定很热，就戴了一个大草帽。开会开到10点钟，大雁飞来了，不是几千只，是几万只，像乌云一样过来了。千千万万的大雁，飞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有一只大雁突然发命令，一声怪叫，大家下大便。大便像雨一样下来，我戴了大草帽，没有多大问题，人家是满头大雁的大便，狼狈不堪。他们说这是一万年才碰到一次的——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上海解放了才回国的，然后30年跟国外不往来。可是到了1979年年底，领导来找我，说你赶快准备，下礼拜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去了，你看我带回来的，用了30年的西装，都穿破了。领导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新的，从袜子到大衣，都做新的带去，开了会回来，一概交给国家。开了会回来，我仍旧穿破衣服——不是很好玩吗?
更有趣的，是上飞机的时候。领导派了一个人，陪我到飞机旁边，他告诉我：你是联合国请的，联合国给你很多钱，所以我们就不给你美元了，还有，你的皮夹子要拿出来，人民币不能带到国外去。我把皮夹子交给他，联合国给我的钱我要到巴黎才能拿到，我口袋里一分人民币都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人家后来问我：你怎么敢上飞机的?人已经到了飞机门口，你不上也得上，可是我不心慌，因为真正没有办法，我在国外还是有点关系的。上飞机口袋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不是很好玩吗?
我的生活的确是经历了大风大浪，最困难就是八年抗战、十年文化大革命。我给你讲个笑话，那个时候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姐姐，有孩子。家里的粮票不够用，我就同老伴到政协楼去吃饭，不在家里吃饭。到政协吃饭，每天都碰到一个人，什么人呢?溥仪!皇帝的粮票也不够用——不是很好玩吗?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我是乐观主义者。古书中有两句话，一句叫“猝然临之而不惊”，一句叫“无故加之而不怒”，这两句话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对我用处很大。什么叫“猝然临之而不惊”呢?人家来打击你，毫无道理地突然来打击你，你不要惊慌; “无故加之而不怒”，人家说你这样不对那样不对，都是瞎讲的，毫无道理的，你不要生气。我又不惊慌，我又不生气，那么我就可以渡过这个艰难了。我认为坏的事情都会过去的，好的事情一定会来的。
我跟沈从文的交往非常多，我们两个人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大家都是乐观主义者。他不是很有名的文学家吗，解放以后叫他去做故宫博物馆的解说员，人家以为他很不高兴，但是他一点也没有不高兴。他说，本来我要看故宫的古董很不容易，现在我不是方便了吗?他这一点跟我一样，坏事情要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常常在一起，考古的东西我不懂就问他，外国的东西他不懂就问我。我们经常出去旅游，很有意思的。有一次到了云南，看到很多有趣的事情，到一个庙里面，收拾得很干净，年轻的和尚来给我们冲茶，我们就问他：你年纪轻轻怎么做和尚呢?他说：我是考上来的啊，考上来做和尚，工资比外面加一倍。我问他：那你吃不吃肉?他说：当然吃啊，每天回家，可以结婚，可以吃肉，就是白天来上班。这叫“工资和尚”，现在的和尚都是这样了。本来和尚是靠庙宇的独有财产，新中国成立以后，庙宇财产都归公了，和尚没有财产，不就没有饭吃了吗?就靠工资了。现在的和尚都是假的。
我是相信进化论的，不仅动物在进化，作为动物的人在进化，同时人的社会也在进化。假如你相信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一步一步往前走的，假如今天还是落后的，明天会一步一步走上去的，那么你就能变得乐观。
周有光答问
问：能说说你和妻子张允和的感情吗?
答：我们是结婚以后，共同生活70 年，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我们只根据一个原则：夫妇不仅要有“爱”，还要有“敬”。相互尊重就不会吵架了，这个是中国古代的教训，现在许多青年一吵架就离婚，其实离了婚，精神生活并不愉快。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敬”。不尊重对方，所以离婚了。
问：听说你们从来不吵架?
答：许多人说我们从来不吵架，其实我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但是我们吵架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吵几个小时，哇啦哇啦讲话的。一同生活有意思，她喜欢昆曲，我喜欢西洋音乐，所以她要听昆曲，我跟着她走，我要听西洋音乐，她跟着我走。这叫互补，互相补充，就不矛盾了。
采访手记
在周有光那间被各类书籍塞得满满的小房间里，他每天的会客时间有两个：早上9点以后，下午3点以后。会客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来访者的信息，他说自己是“来者不拒”，什么人都欢迎，什么问题都回答。他把来访者皆视为朋友，人家说朋友有好坏之分，他则是好朋友接受，坏朋友也接受，笑称只要自己不学坏东西就行。
隔三岔五有媒体来采访，中国的美国的英国的，最近甚至连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的记者也跑来找他。遇到奇奇怪怪的问题，周有光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摊开桌上每天都要看的几份报纸：《参考消息》、《新京报》和《人民日报》，他一边用红色的笔做标注，一边跟我侃侃而谈。他说自己当初被造反派骂：“你们这许多的专家，专家专家，专门在家。”说完哈哈大笑，乐不可支，实际上在整个谈话中，他都是这样的：把所有艰难的时光，统统当成笑话来讲。
作者：丁晓洁，原载《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