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丧生命的反得着生命——苗族宣教开路先锋党居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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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丧生命的反得着生命——苗族宣教开路先锋党居仁
原创 2016-08-11 文道 ijing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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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 【人物】
文| 文道
苗族和犹太人被学者认为是世界上两个苦难深重又顽强不屈的民族。党居仁成为进入生苗聚居区的第一个宣教士，妻子女儿接连病逝在中国。他自己为6500人施洗，“我们必须给圣灵空间让他工作”。他葬在他所牧养的人中间，他所建立的教会今天仍在持续培养苗族神学生。
今年是被誉为20世纪“十大杰出宣教士”之一的伯格理牧师逝世101周年。7月，笔者循着伯格理牧师的宣教足迹来到贵州，意想不到的是，竟然在这里遇到了伯格理的孙子斯蒂文（美国医生）和曾孙布莱克（物理学博士在读）。在交流中得知，伯格理的一个儿子，也就是斯蒂文的父亲创建了耶鲁大学的物理医学系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物理医学系。
众所周知，伯格理被苗族人称为“苗族救星”，他曾将贵州石门坎这个蛮荒之地变成了当时设有足球场、电信局、中小学等具有现代气息的文明之地。他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族小学；第一所西医医院；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双语教学；创建了中国西部最早的麻风病院。斯蒂文说，祖父伯格理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对上帝爱的回应，苗族人复兴的奇迹，不是伯格理一人创造的，而是上帝藉着许多宣教士共同完成的。
其中一位，就是党居仁。8月9日，刚好是他去世101周年。事实上，笔者这次在贵州安顺地区探访的苗族教会中，最常听到的就是这位与伯格理一起来华宣教并在同一年被主接走的党居仁牧师。直到今日，这里的苗族人仍对他念念不忘。其中一位长老说：“如果伯格理是苗族人的救星，那么党居仁便是向苗族传福音的宣教先锋。”可见党居仁在苗族人心目中的地位。
埋葬了妻子和小宝贝
1863年，党居仁（James R.Adam）牧师出生在英格兰邓迪市。读过戴德生的《中国属灵需要的呼声》和海文启写的《剑桥七杰的故事》之后，他非常希望到中国传福音。1887年4月，他自愿加入中国内地会。他去中国宣教的介绍人是邓迪市教会的辛普森牧师。辛普森牧师在信中写道：
“党居仁是在十年前改变信仰的，从他的生活、行为、性格就可以看出这种变化……他是我们所见过的最好的演讲者之一。当需要召集大家时，他可以快速召集，他一直用引导的方式，让罪人获得拯救。他是一个胆大、勇敢、自信、有男子气概又有个性的人。……从他还是个孩子，我就看着他长大，他热心服侍主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马上派他到中国去，他是个训练有素和经验丰富的信徒和传道人。”
1887年8月25日，他作为中国内地会那一年差派的百人中的一员，登船启程去中国。从上海出发到安庆后，党居仁牧师待在内地会新建的语言学校里学了几个月之后，便从那里出发进入贵州安顺苗族地区，一直到他去世。他到达的时候，当时已在那里的宣教士温莎先生已租好了房子，在那里他将独自一人肩负向苗族传福音的使命。
据说苗族中的大花苗是蚩尤近卫军的后代，其前辈骁勇善战。但由于战败，不得不迁徙至人迹罕至的山区，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最底层的人，没有土地和财产，受彝族人统治。过着刀耕火种、结绳刻木的生活，原本的宗教信仰主要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曾说：“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而作为党居仁牧师主要工作区域的贵州西北边界苗族聚居区，山地更加起伏，山顶虽覆盖薄土，但土壤贫瘠，很多地方土浅多石，只能生长荞麦。党牧师是第一个到生苗聚居区传福音的宣教士。当时清政府把没有开化的苗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统称为生苗，政府在所有去生苗区的路上设立哨卡，控制外面人的进入。
党居仁知道进去会有生命危险，尤其会面临“丢溶洞”的危险——贵州地理上多喀斯特地貌，有很多溶洞深不见底，外面人如果被抓，就有可能被扔进洞里。但他还是去了，而且还在那里过夜。因为他要放幻灯片给那些生苗看，党居仁常常藉放幻灯片的机会，和那些生苗接触，虽然有危险，但也增加了生苗对他的信任。
1893年，党居仁来到中国六年之后，他和来自北美的宣教士海恩斯女士结为夫妇。但婚后的第二年她就病倒了，一直发烧不退。8月12日礼拜天的晚上，党牧师忙完两次聚会后，她再次高烧，到了周三，她产下一名女婴，周五晚上不幸过世，小女儿不久也结束了短暂的生命。
面对接连的打击，党牧师说：“昨天早上，我埋葬了我亲爱的妻子和我的小宝贝。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让我感觉到没有希望，当时我快崩溃了，但是现在我可以对着得荣耀的妻子说：‘我喜悦遵上帝的旨意行。’这是她安息在主的怀抱之前常说的一句话。”
党居仁牧师
“圣灵真的浇灌在苗族人身上”
痛失妻子孩子大约一年时间里，党牧师仍然继续在中国服侍。一年里，他翻山越岭完成了几趟长途宣教。在回英国休假期间，他和戴德生谈起他在苗族中的服侍。戴德生鼓励他说，尽他最大的努力去做！1896年秋天，党居仁再次回到中国，当他再一次回到自己在安顺府驻地的时候，他开始更多关注那些部落民族。
1898年坏消息传来，在汉族和黑苗地区传福音的宣教士傅郎明和黑苗传道人潘修山在贵州旁海被杀。党牧师和温莎冒着生命危险找到他们的尸体安葬。好消息是，就在同一年，党牧师高兴地给第一个少数民族弟兄施洗，次年二月，他在旁海成功地买到一小块地，打算在这块地上修建更多房屋。
不仅如此，1899年，他还参与了第一座苗族小教堂的建造。这座小教堂位于牧区的山寨里，寨子里还开设了一所男子学校。当时吸引了250个大花苗和水西苗的村子里的人来这里礼拜。
199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传教士遭到驱赶迫害。有位军官首领巡视了整个牧区后，威胁杀害那些外国宗教信仰的跟随者。慕道友被调查，多数被迫放弃信仰。在旁海，34个信主的黑苗为主殉道。党居仁牧师不得不暂避上海。但他很快就冒险离开上海，1901年再次前往贵州。
到达贵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那些在旁海和凯里牧区被逼迫的黑苗弟兄。除了被杀的，还有上百名受到严惩，聚会被禁止，有的山寨禁止基督徒相互交流。知道这些情况后，党牧师挨个寻访了20个山寨，虽然遭受过迫害，但还是有几十个大花苗的弟兄姊妹坚持住了，他们一直参加聚会。1902 年，有20多个大花苗受洗，党牧师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1903年，传教工作进展迅速。党牧师在腾腾（Tenten）传福音的时候，他遇到了一群打野猪的猎人，他们穿着奇怪，不像以前见过的其他民族。年青人梳着两个垂到背部的辫子，有的把头发盘成牛角的形状。看到他们打猎后很饿，党牧师请他们进屋并给他们一些面包充饥。随后他才得知，他们就是大花苗山寨的人，他们的寨子在西北方，走到山寨需要九天时间。近年来，有许多人已经移居到南边是因为他们听说福音给人带来快乐和改变。信主的人不断增加，党牧师在报告中写道：“数以千计的人们远离了恶魔崇拜，他们烧毁了祭祀用的鼓和用于献祭或巫术的器具。”
在贵州葛布，很多家庭开始信主，党牧师访问葛布的时候，连续三个礼拜天的听众分别是900人，1000人和1300人。有个早晨的祷告会，有将近500名姊妹，大声祷告。1906年，有1479人受洗，每个信徒受洗之前，必须先经历18个月的考验，以表明他们的行为已经远离偶像崇拜和其他罪恶。对于这些受洗者，党牧师的报告里这样写道：“多么庄严神圣的时刻啊，以前我从未见过这么盛大的苗族聚会。有数千名苗族在一起聚会啊！你能听到他们的歌声和祷告声，圣灵真的浇灌在这些人身上。”
葛布教会是西南少数民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它是第一个从那个时候一直复兴到现在，且是非常完整的少数民族教会。当时葛布这个地方是苗族的集聚区。苗族人为了寻找出路，他们就派了三个青年，有两个往云南方向，准备从云南到东南亚去找东南亚的苗族；一个从安顺到黔东南找黔东南的苗族。前往云南的两人在中途染上了麻风病，中断了去东南亚寻找出路的线索。到安顺来的一个姓张的苗族，路经安顺就听说了党牧师的故事，他找到党牧师，党牧师就买了一块地为他们建了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可以容纳一千人。这就是葛布教会建立的过程。
今天依然兴旺的葛布教会
给6500苗人受洗
1903年，当党牧师正在进行属灵的大收割时，同时在贵州昭通地区宣教的就是伯格理。事实上，伯格理和党居仁同一年来到中国宣教，也是同一年被主接走的。
当年，伯格理带着一颗火热的心到了云南昭通，他在昭通宣教负担跟明朝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一样，主要针对中国的儒生。但儒生大多有一种文化优越感，有“夷夏之辨”，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四夷都是落后的，野蛮的，充其量也只承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因此，伯格里17年在昭通，受洗的人不到17人，伯格理内心十分踌躇，要么放弃回英国，要么继续坚持。1904年，上帝赐给他一个机会，这和党居仁牧师的一封信有关。
据张坦所著《窄门前的石门坎》一书所写，1903年，党牧师到贵州毕节水西的等堆传教，见到几个穿着蓑衣、披花披肩、蓬头垢面的人，出于好奇，他询问旁边的人后得知，他们是生活在威宁高寒山区的苗民，没有耕种的土地，很穷苦。党牧师看到他们只能以荞麦面充饥，便请他们吃饼干，还用苗语说：“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到安顺找我，我要尽量帮助你们。”没过多久，四个大花苗人因被彝族人抢去了野猪而想起了那个“眼睛有鸡蛋大”的洋人，于是去安顺找他。党牧师款待了他们，并让他们拿着自己的名片去找当地政府，使这几个苗族猎人的损失得到赔偿。从此，这四个苗族人不断到安顺学道，其他苗族人也纷纷前往，慕道热情高涨。党居仁为此感谢上帝，但对于来自滇黔边境上的苗族人，他感到鞭长莫及，因此便介绍他们到昭通找卫理公会的伯格理牧师。
大花苗老人带着党牧师的信去昭通会见伯格理牧师，伯格理接待他们如兄弟，并给他们传讲福音。不久后，卫理公会苗疆部成立，这也代表着伯格理的传教工作从汉人转到了苗人。随后，伯格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贵州石门坎，而苗族人也拿出积蓄，和伯格理一起挖地基、运石灰，修建了石门坎教堂和学校。教堂刚建好，就有5000人受洗。
传教士克拉克在《在中国的西南部落中》一书中写道：“在贵州和云南有很多不同的苗族。最大的少数民族基督徒团体是在贵州的花苗和大花苗中。在花苗的基督徒传教活动是在1903年的安顺北部，开始于中国内地教会的詹姆士·亚当（即党居仁牧师）。成千上万的人成了基督徒，亚当自己就施洗了6500名。有从远处北边来的追寻信仰的人，他就介绍给伯格里……他也施洗了上千人，宣教活动向西扩散到云南的武定地区。尽管苗族很多其他民族最后建立了很多教会，在教会中始终有联合的意识。”
皈依基督教的大花苗族
“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
复兴的火持续在这片黑暗贫瘠的土地上燃烧，每一天都有新的生命“破土而出”。党牧师在他的最后一篇日记里写道：“在这些大聚会上，大家常唱‘这一活泉充满宝血’，然后副歌大家齐唱‘我相信’，精彩极了。这些亲爱的弟兄姐妹曾经是不义的、通奸的、拜魔鬼的、不洁净的、酗酒的、辱骂人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并藉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我们为什么曾经限制上帝拯救人的力量呢？这些人常常受到迫害和试炼。有时候，被疾病和贫穷压着，经历了这些他们还是坚持他们新的信仰。大火虽然烧了他们中心的小教堂，但是现在已经重建，然而经历所有这些，他们仍始终忠实他们所新立的信心。”
1915年8月9日的晚上，充满喜乐的敬拜服侍结束以后，大家都休息去了。党牧师提着灯笼送一位住在隔壁的苗族客人走，回到房间以后，他关上门准备上楼睡觉。就在这时，一道雷电正好击中房屋。闪电击毁了房间里的镜子和墙。后来，党牧师被发现躺在倒掉的门边，手里还提着灯笼。
对党牧师来说，服侍结束了，从天而降的是死亡，也是荣耀。但对生活在那里的成千上万个家庭，他的去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说的，“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但是为父的却是不多”，在耶稣基督里，党居仁就像父亲一般通过福音生了他们。在那个充满苦难的年代，十分匮乏的环境里，死亡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本来要接替党牧师服侍的温莎先生，没想到一周后也在痢疾中死去。
《党居仁传》的前言中这样写道：“上帝藉党居仁之手在中国西南部落中所行的大功，将永世传扬……这是一项当代福音传播史上堪称伟业的功绩”。他被葬于贵州安顺城北干河坟山麓，墓碑横联四字写着“苗族之光”，中行九个大字刻着“大英牧师党居仁之墓”，左右分别刻着两句中文圣经——“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12:3）“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25:21）
党牧师趁着白日殷勤作工，把主所交付的圣工完成，他没有空手归回天家。生前有句话他常挂在嘴边，“圣灵需要一个空间，我们必须给他地方让他工作”。内地会的图标就是一双祷告的手。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我来到党居仁牧师曾经所牧养的牧区，拜访一所今天仍然复兴的教会，看到他们培养了14位苗族神学生的时候，心里充满感恩：神始终在拣选人，让福音的薪火代代相传。
（本文成文参考海恩波的《Some a hundredfold》以及部分网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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