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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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纪霖丨丁玲：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上）
原创： 丽河娃之子 许纪霖之窗 1周前
简介
文人希翼自由，信徒渴望献身，这互相冲突的两面并不破碎，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丁玲。
作者 | 许纪霖
在中国当代作家当中，丁玲是最难以理解的，或许没有之一。她成名很早，到延安也早，一度甚为得宠，49年之后又是最早被抛出来。成为大右派后流放到天寒地冻的北大荒，80年代平反以后，却比有所忏悔的周扬还左。在她的晚年，不喜欢人家提她的名著《莎菲女士的日记》、《我在霞村的时候》，再三说自己在北大荒是如何美好快乐，写模范人物英雄事迹的特写《杜晚香》是她最好的作品，人们觉得这老太太匪夷所思，不是过于矫情，就是脑子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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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是一个难解的谜，许多评论家试图走进她的内心世界，但都只是在外围徘徊。作为知识分子的研究者，丁玲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她的灵魂是复杂的、双重的。有文人的一面，也有信徒的一面。文人希翼自由，信徒渴望献身，这互相冲突的两面并不破碎，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丁玲。
文人与信徒的双重灵魂，正是那个时代革命知识分子的普遍精神症状。
“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
一个人的终极选择如何，要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与少年经历。文学青年进入都市，是否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与家庭出身不无关系。我发现，许多左翼文学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的士大夫或地主富家子弟。若是贫民出身，他所向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动，在都市里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业，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若是大户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会为他安排好锦绣前程，这些官二代、富二代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之后，受亡国危机的刺激，才会投身革命。唯有那些曾经风光过、又开始走下坡路的官宦家庭的弟子们，从小感受到世态炎凉，敏感而愤懑，最容易为左翼思潮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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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就是一个显例。她原本姓蒋，蒋家在湖南常德安福县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属于蒋家。但丁玲的父亲是个纨绔子弟，分家之后，坐吃山空，给丁玲留下的印象总是躺在床榻上抽鸦片。丁玲晚年回忆说：“总是讲蒋家过去怎么样显赫，有钱有势，有派头，可是我眼睛看见的，身临其境的，都是破败不堪，都是世态炎凉。” 3岁的时候父亲死了，在家族中从此受尽冷落、看够白眼。回到母亲的家，这个世代官宦之家，也给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记忆。她一直记得，腊月时分，舅舅打丫头，把丫头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脑袋像敲木鱼一样。丁玲说：“正是这两个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从这一盆火出发的”。 丁玲童年的特殊经历使得她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女性的肉体苦难和精神痛苦特别敏感，形同身受，她既能写出莎菲女士的内心苦闷，也能在《我的霞村的时候》中生动刻画出一个受过日寇凌辱的乡村女子贞贞对苦难命运的反抗。她的死对头周扬对此颇为不屑：“丁玲说什么：‘肩上担负世界的痛苦’，担负那么多痛苦干什么？这正是没落阶级的思想。” 大地主家庭出身、从小裹在锦绸罗缎中长大的周扬，的确无法理解来自破落家庭的湖南同乡丁玲童年积下的阴暗记忆。
丁玲与冰心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齐名的当红女作家，她们的作品风格、人生姿态截然不同，一位是通体燃烧的火，另一位是淑女般柔和的冰。这与她们各自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冰心的家庭是安宁的、温馨的，父母双全，对她与她的弟弟充满了关爱与柔情，冰心的童年记忆多的是母爱，但丁玲的童年更多的是恨。矛盾评论说：“如果说谢冰心女士作品的中心是对于母爱和自然的颂赞，那么，初期的丁玲的作品全然与这‘幽雅’的情绪没有关涉”。
丁玲走上文学的道路纯属偶然，她不是因为喜欢文学而写作，仅仅是感到苦闷。她说：“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绝强挣扎”。 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两个主题：苦闷与虚无。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子的日记》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切中了弥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虚无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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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平民女校的老师茅盾对她的了解最为透彻，他说：“她的莎菲女士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是‘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 丁玲自己也说，莎菲女士“眼睛里看到的尽是黑暗，她对旧社会实在不喜欢，连同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欢、不满意。她想寻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个真正理想的东西，一个真正理想的人”。
五四之后的中国年轻人当中，普遍弥漫着深切的精神苦闷，他们痛恨现实，在社会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与希望何在。于是虚无主义成为一种时代病。大凡虚无主义者最后总是要寻求皈依，寻找新宗教，成为有信仰之人。丁玲的虚无是暂时的精神状态，她在等待一次命运的突变，一次终极性的精神皈依。
丁玲最早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是在平民女校和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她在那里遇到了茅盾、瞿秋白、施存统、李达等最早一批共产党员。早期的共产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政党，他们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在气质上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散发着浓郁的文人习气，远远没有以后那种类似清教徒团体的高度组织性与肃杀气。革命与浪漫最初是合为一体的，创造社的蒋光慈就说过：“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风流倜傥的老师与单纯多情的女生之间，留下了许多师生恋的故事：瞿秋白与王剑虹、杨之华、施存统与钟复光、沈泽民与张琴秋……在这样的浪漫氛围中，丁玲虽然与共产党走得很近，也迷恋革命，但这种革命是罗曼蒂克的，充满了文艺青年的幻想。从上海大学出来的早期革命者多是充满了浪漫情怀的小知识分子，具有文青气质的丁玲尤为如此，她把革命浪漫化、浪漫革命化，自由、恋爱、文学、革命与社会主义，这些元素混杂在一起，如此地激荡心灵，让本来一片灰色的生活，突然变得阳光明媚，充满了激情与意义。苦闷之后，便是反抗；虚无之后，便是革命，这一切对于少男少女来说，都需要爱情的助燃剂，让枯干的心灵燃烧，让相互爱恋的身体萌发出革命与反抗的激情。
继描写都市青年的苦闷与虚无之后，她的小说的第二个主题，便是革命加恋爱，这是她试图摆脱苦闷与虚无的不二途径。唯有投身于革命与恋爱的激流之中，她的内心世界才感到充实，精神方得以救赎。1929年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里面的人物在现实生活都可以一一找到原型：瞿秋白、王剑虹、柯庆施、施复亮、钟复光，还有她自己。晚年的丁玲对这篇小说颇不以为然：“只有在讲恋爱，将朋友，爱这些儿女之情以外，加上一点革命的东西，把这些东西生硬地凑在一起，这样的作品，自然不会有什么生命力”。 然而，《韦护》当年在大名鼎鼎的《小说月报》连载5期，是非常叫座的，很能迎合大革命失败后都市小知识分子的心理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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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向往革命，但她更爱文学，想在精神的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不愿加入共产党，甚至连左联，最初她不想参加。丁玲心里在想：“共产党是好的，但有一件东西，我不想要，就是党组织的铁的纪律。我好比孙悟空，干嘛要找一个紧箍咒呀。”她的老师瞿秋白，一个至死都怀着作家梦的资深布尔什维克，一直鼓励她走文学的道路: “你嘛，飞得越高越好，飞得越远越好！”。假如没有丈夫胡也频之死，丁玲或许会一直是共产党的同路人，她已经是与冰心齐名、甚至风头压过冰心的最红女作家了。
对于丁玲来说，写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当作家不是她的唯一，从幼年激发起的正义感始终燃烧着她的生命，而写作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而已。从此以后，投身革命将是更重要的道路。早年的共产党有道德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义，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像丁玲这样来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学青年，本来就是奔着个性自由来到都市，他们充溢着浪漫主义激情，对社会的黑暗又满怀愤恨。自由、浪漫、愤恨和同情，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径，丁玲统统具备了。只是之前她不喜欢组织，不想做一颗机器里的螺丝钉，她想自由自在，不愿加入组织。但胡也频的死，唤起了她内心的仇恨，她要为丈夫复仇，接过他未尽的事业。
丁玲加入了左联，担任了红色刊物《北斗》的主编。原先她最喜欢写的小说题材是革命加恋爱，如今她在光华大学演讲，面对慕名而来的粉丝们公开宣布：“革命与恋爱交错的故事，我觉得是一个缺点，现在不适宜了”。 1932年，她在党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产党，丁玲认为：我过去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够了；现在我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作一颗螺丝钉，党需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让丁玲绝然皈依组织的，除了胡也频之死，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她的精神恋人冯雪峰，那是丁玲一生当中唯一让她痴情、爱得刻骨铭心的男人。两个人几乎是一见钟情，被爱情击倒，但那个时候，丁玲与胡也频同居，冯不想卷入三角恋，远远地避开丁玲，娶了自己的学生为妻。丁玲担任《北斗》主编之后，直接在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的领导下工作。冯雪峰有文人气质，但更多的是布尔什维克的坚定，这两点都让丁玲非常痴迷，缺了其中一个在丁玲看来都不算完美。若只有文人气质，丁玲周边这样的男人多的是，可爱而不可敬；若只剩钢铁般的坚定，又缺乏趣味，可敬而不可爱。而其貌不扬的冯雪峰，恰恰将文人的细腻与信徒的坚贞合二为一，丁玲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个男人能像冯雪峰那样了解她的作品和灵魂。他对她作品的点评，从最初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到后来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都让她心悦诚服，崇拜得五体投地。在丁玲精神最灰暗的日子里，是他的存在与鞭策，让她有了生存和奋斗的精神动力：“雪峰说过假使冰之（引注：丁玲的字）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那雪峰就不会爱冰之。正为了这句话，使冰之怕，怕失去这可贵的爱，冰之装也要装成一个有希望的人”。 她要成为他所期望的人，一个有着坚定革命意志和忠贞信念的共产党人，不再是多愁善感、浪漫情怀的女作家。在冯雪峰精神人格的照耀下，丁玲一步一步迈向革命的精神救赎，走入了有着同一意志与严密戒律的清教徒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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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丁玲的被捕和在南京的三年软禁生活，让丁玲深深感到失去组织、失去朋友的孤寂，一个人的坚守是如此地艰难，她疲惫软弱，内心充满了无力感，挣扎于绝望之中。西安事变之后形势缓和了，丁玲有了一些活动的自由，她去见原先在平民学校的老师李达，希望通过他找到党组织。李达虽然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他不习惯、也不喜欢布尔什维克党的宗教气质与严密戒规，他自愿脱党，做了一个党的同路人。李达再三劝告已经出名的丁玲专心写作，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更不要去找党。但丁玲不听，她像离群很久受了伤的孤雁，急于回到熟悉的雁群，在那里找到同伴，找到精神的慰藉。
终于，冯雪峰代表组织找到了丁玲，丁玲嚎啕大哭，好像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冯雪峰出奇地冷静，不，应该说冷酷，他对她说：“你怎么感到只有你一个人在受罪？有许许多多人都同你一样在受罪，整个革命在这几年里也都受着罪！” 丁玲呆住了，瞬间感觉自己的渺小，是啊，比较起红军的爬雪山过草地，自己三年孤寂的软禁生活，又能算得了什么？
原来组织上希望安排丁玲到欧洲去，借助她作为名作家的国际影响，为红军募捐，但刚刚摆脱囚禁生活的丁玲实在很怕一个人的孤独，她死活不肯，要回到组织的怀抱，回到群体的温暖。于是，她踏上了去陕北的征程。
“这是一个使徒的磨折”
抗战时期的延安，以整风运动为界，分为早期与后期。早期的延安在精神状态上非常活跃的，中共历史上有两次知识分子入党的高峰，第一次是国民大革命期间，第二次是一二九运动之后，为抗战和自由的激情所激奋的热血青年纷纷奔赴延安，其中有许多来自清华、北大、燕京的大学生和来自上海租界的青年作家，宝塔山下聚集起一批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他们思想激进，举止浪漫，向往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对社会的黑暗面异常敏感，有尖锐的批判意识。然而，按照共产国际模式所塑造的中共，是一个有着高度同一性信仰与纪律的列宁式政党，它要求所有革命的同志----无论是否党员----必须克服自由散漫的习性，对党组织与主义怀有不容置疑的虔诚信仰，绝对服从组织，像清教徒那样有坚毅的意志，具有墨子那样的“摩顶放踵”的牺牲精神。于是，知识分子从都市中带来的文人自由风气与中共在农村的战争环境中长期形成的团契化生活，逐渐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丁玲怀着寻找组织、寻找家的愿望来到陕北，她是最早进入延安的著名大作家，中共高层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任弼时、彭德怀对她非常客气，还成了有私交的朋友。刚到延安，她像众多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一样，读的多是雪莱、拜伦、尼采、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意志主义作家的作品，身上洋溢着反抗黑暗、与天下为敌的意志冲动，有着强烈的个人主义英雄情结，她在窑洞里贴了裴多菲的格言：“我要同运命来决战，它不至于就完全征服了我，人生是如何的优美啊！我要聚千古生命于一身地生活下去。”她创作的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按照自己所欣赏的个人英雄主义模式，塑造了一个孤独的、骄傲的和反抗的女共产党员贞贞，以至于有评论认为贞贞完全不像一个农村姑娘，更像一个地主小姐或城市小资，言辞行为思想非同寻常。不错，丁玲以自我的偶像想象共产主义女战士，她不是一颗服从组织的螺丝钉，而是受尽苦难而精神不屈、顽强表现自我个性与奋斗意志的拜伦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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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依然保持着上海时期文人的孤高、骄傲与任性，想到什么，见到什么，就要说出来、写出来。于是，她写了轰动一时的《“三八节”有感》，她以尖锐泼辣的言辞激烈批评了延安的男尊女卑和等级制度。这种文章本来在上海写写算不了什么，但在延安立即招来了大麻烦。贺龙不满地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毛泽东当时与丁玲的关系还比较亲密，也提醒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
然而，任性而单纯的丁玲又如何看得出来呢！她只是一个充满革命热情的文人，完全不懂政治，更不懂得一个列宁式的政党要求革命者的，只是虔诚的信仰，而容不得任何理性的质疑。丁玲善意的批评，本来只是对党的“第二种忠诚”，然而在党看来，对黑暗面的揭露，已经伤害了革命事业的神圣与纯洁，特别是像丁玲这样国内外知名的大作家，她的犀利批评更是羞辱了党的尊严。丁玲晚年在谈到这一事件时，终于有所觉悟：老干部“觉得写文章批评领袖，有损领袖形象，不能容忍。我们打下这个地方，不是让你们来批评的，都喜欢听表扬”。
丁玲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黑暗的外部，竟然是来自革命大家庭内部，来自自己的同志与战友，“她终于懂得了延安与上海的不同，这里有组织纪律的约束，话是不能乱讲的，牢骚是不好随意发的，组织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党领导的为实现革命目标而战斗的展示，否则就为延安所不容”。 她的个人主义意识与党的团契精神水火难容，要么离开延安，要么改变自己。丁玲屈服了，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次低头。此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了话，在多个场合对丁玲有委婉的批评。毛要作家们“将屁股移过来”，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移到工人、农民、劳苦大众这一边，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从北平、上海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的“三观”被彻底颠覆了，原先的精英骄傲感如今成为了需要洗涤灵魂的原罪。丁玲更是惶恐，她出身于地主家庭，在南京被软禁的三年又有说不清楚的“历史污点”，她唯有屈服投降。
这种屈服，虽然不自愿，却又是自觉的。她从小对底层的劳苦大众有同情之心，痛恨社会的不义，早在上海办《北斗》的时候，她就说过：“不要使自己脱离大众，不要把自己当一个作家。记着自己就是大众中的一个，是在替大众说话，替自己说话。” 不过，那个时代的大众，对于丁玲而言，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丁玲以为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党，就是在为劳苦大众奋斗。然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惶然意识到，自己还不是劳苦大众中的一员，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刚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丁玲“有名士气派”，起初她还引以为豪。如今她才知道，这是领袖对自己的批评。丁玲成名早，名作家意识很浓，自我感觉良好，身上有一股孤傲之气。在延安整风的时候，陈云提醒她：“对于共产党作家来说，首先是共产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她逐渐明白，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作家不过是政治化的个人，作家的灵魂不属于个性，他只能服膺党，服膺革命的神圣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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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由与同情、个性与服从、作家与战士之间，丁玲始终是矛盾的，她天生是一个作家，只有在畅快的写作中，她才感觉到自由，感觉到灵魂的飞翔。但毛泽东反对的正是这种自由散漫、个性张扬的“自由主义”，党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是伟大事业中的螺丝钉，首先是工作，其次才是写作，即使写作，也要服从于党的神圣事业，一切不是从个性、而是从革命的需要出发。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丁玲，最感痛苦的是工作与写作的冲突，她不能像在上海那样从事自由自在的写作。但作家的本性难移，丁玲还是忙中偷闲，写出长篇宏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至于周扬对她很不满意：丁玲怎么搞的，不愿工作，只想写作？49年以后，丁玲在一个公开场合含着眼泪说：“我有一个丈夫，还有一个爱人，我的丈夫是工作，我的爱人是写作，我总是想着我的爱人，觉得我不能恋爱自由”。 其实，即使在写作状态当中，丁玲也不是自由的，也不能自由恋爱。她写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时候，虽然明白作家是党的文艺工作者，而不是自由职业者的大道理，但在具体写作中，却常常陷于苦恼，她发现光了解方向、有了生活还不够，还要懂政策，要按照党的不同时期的具体政策来分析处理生活素材。脑袋里的框框和顾虑越多，落笔若有千钧之重，更多的不是创作的愉悦，而且顾此失彼的惶恐。
因为在南京的那段历史迟迟得不到审查通过，再加上《“三八节”有感》闯了祸，丁玲感觉灰心丧气，不被理解，遭受了很大的误解。她私下对萧军发泄内心的怨艾：“我未来这里之先，我是抱着怎么样火的热情啊！将将由南京出来！谁知道竟像掉在冰窖里一样！没有温情，没有照顾！并不如我想的是一家人！”她耐不了延安的雨天，抱怨窑洞又小又冷简直在坐土牢，不由怀恋起上海的雨天是多么有诗意。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借怀人而吐苦水，给自己鼓气。她从萧红想到冯雪峰和瞿秋白，说雪峰“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感伤，他对名誉和地位是那样地无睹”，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 雪峰与秋白都是她崇敬的偶像，她试图从他们的命运遭际中寻找一点安慰，获得些微坚持下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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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丁玲与萧军的处境有点相似，都是个性张扬的名作家，也都受到一些打击，据胡乔木回忆，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初的起因，就是冲着这两个人去的。 丁玲与萧军一度走得很近，他们有共同的遭遇和牢骚，在延安也都很孤独，需要彼此倾诉。丁玲向萧军诉苦，因为南京的经历一无证据，二无证明，组织上至今还在怀疑她是否叛徒，没有恢复党籍，萧军说：“政治信仰是一生的大事，一个人一生可以恋爱一百次、结婚一百次，却不能改变一百次政治信仰啊！”。丁玲几乎要哭出来了：“是啊，恋爱没有也就算了，政治信仰这样磨难我，我吃不消了！不能忍受了！”她感到党已经不信任自己了，甚至想离开延安，脱离组织，回归自由之身。萧军很同情她，感叹说：“这是一个使徒的磨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对于作叛徒的固然不爱，而把一个人逼成叛徒的东西----人或制度---- 比叛徒更加可恨”。
尽管如此，两个人对党的态度有微妙的区别。萧军同情革命，但他是非党人士，是党的同路人，但同路未必同心。丁玲是党的人，视党若自己的家、自己的亲人，她对党是有感情的。萧军发现：“我们虽然是在一个方向前进着，但我们总是有着一条界线存在着。她爱她的党，以至于最不屑的党人；我爱我应该有的自由，我不愿意把这仅有的一点小自由也捐给了党！” 当延安生活让萧军越来越不堪忍受的时候，他的选择是疏离党，不愿为了生存而改变自我。而丁玲试图将个性融合到党性之中，向自己证明党性就是个性，自己不是萧军那样的同路人，而是同样有着坚贞信仰和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
未完待续，原载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2016年12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