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教中何者居首位：“话语”、“行为”还是“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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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3 纽比金 橡树文字工作室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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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教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宣讲福音，还是社会关怀？有些人强调传福音，他们认为教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宣告；而有些人则主张必须首先采取社会行动，要解决社会不公、歧视和压迫问题、实现社会公义和世界和平。这两个派别的争斗对宣教运动本身造成了不良影响。今天，就让我们来读一下选自纽比金《多元主义社会中的福音》的一篇长文，相信会对你会有所启发。这本书是对笔者影响最深的一本图书，五六年前，编辑完这本书的校样后，它就燃起了笔者宣教的愿望，可惜因出版难度比较大，它在橡树雪藏近十年都还不能出版。就为这一点，希望大家都能耐着性子读完这七千字。
很多人把教会宣教使命中的宣告因素孤立出来，说讲道必须居首位。这几乎成了教会的传统。传福音——直接向人宣讲福音——必须优先，别的都是次要的，最多是辅助性的。有些人强调传福音，他们认为教会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宣告；而有些人则主张必须首先采取社会行动，要解决社会不公、歧视和压迫问题、实现社会公义和世界和平。这两派斗来斗去，宣教运动深受其害。因为人们会问，如果基督徒的行为不能证明他们所传的道，那谁能信呢？可是新约中有许多经文提到上帝的话语是有能力的。圣道是蕴含无穷生命力的种子，虽然弱小，却能结出累累硕果。圣道是辨别真伪的利剑，升天的主可以用它践踏仇敌。圣道是上帝拯救的大能。在教会宣教过程中，传道的地位超越于其它一切活动，这种说法难道没有充分的经文根据吗？
打开福音书就会看到，行为和话语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前三卷福音书有大量篇幅记载耶稣的行为——医治疾病、赶鬼、喂饱饥饿的群众。虽然第四卷福音书教导的篇幅比例较大，但多数教导都是解释耶稣所做的事：医治瘸腿的、喂饱饥饿的群众、让瞎眼的看见、叫死人复活。耶稣大能的作为构成第5章至第11章长篇教导的背景，而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话也是因耶稣大能的作为而起。马太福音第10章耶稣吩咐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他的话证明行为与话语密不可分。一开始，耶稣只是命令他们去治病赶鬼。“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然后是十二门徒的名字。这里没有提传道的事。只有第7节说：“随走随传，说‘上帝的国近了。’”因此，传道明显就是对治病赶鬼的解释。一方面，医病赶鬼虽然神奇，但这种行为需要解释。它们可能遭人错误解释——事实上，恨耶稣的人就是这样干的，他们说耶稣治病赶鬼的能力出于撒旦。这些工作本身不能传递那个新的事实（上帝的国度近了）。这个事实必须用明白的语言讲出来：“上帝的国近了。”这意味着，宣教士要呼召人作出根本抉择，悔改信主。如果不加解释，医治本身不能下这样的命令。医治可以融入现有的秩序。毕竟，在加利利和犹太地，还有很多其他人治病赶鬼。治病赶鬼的工作，哪怕出自最神奇的医生，其实质也不是让世人质疑自己；但这正是福音的工作，而且必须讲明白。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医治，传道就是对牛弹琴。传道是正确解释所发生的事，但如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别人就不会发问，那么话语就是空洞的。因为这些话语没有回答任何真实问题。别人觉得你只是吹牛皮，可以一笑置之。有了大能作为的语境，话语才具有意义。宣教士话语的预设是当时发生了大事，亟待解释。这里，我又要提到前面讲过的一个要点：使徒行传中几乎所有伟大的布道都是回答问题。某件事发生了，人们意识到一个新的现实，于是就问：这个现实是什么？传福音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世人有千万个问题要问。教会可能一个都不能回答。毕竟，回答世人的问题不是教会的事。但是，回答这个问题确实是教会的第一要务。而且，如果有证据表明出现了新现实，人们才会提这个问题。这个新的现实是什么？
福音书中，这个新的现实就是耶稣本人的同在。耶稣就在这里。在他里面，上帝的国近了，因此上帝的国用这个现实面对众人，要求他们作出抉择：要么彻底转变，承认真理并相信真理；要么继续朝错误的方向走，追求各种虚谎之事，就是上帝国度之外的东西。这个新现实是真实的，它得到耶稣大能话语和行为证实，而耶稣的话语和行为需要进一步解释，这种解释就是传扬上帝国度的福音。但是，道成肉身的故事结束了，这个现实也会随之结束吗？有人心里说“会”，尽管不一定明说。他们说，耶稣并没有打算建立教会。耶稣传扬上帝国的福音，号召人们寻求上帝的国。是后来的人（当然保罗是罪魁祸首）建立了教会，用教会取代了上帝国度，破坏了耶稣的计划。如果我们今天忠于耶稣的初衷，那就必须把上帝国度而不是教会放在中心。我们可以看出这一信念的产生具有合乎真理的依据。教会本身不是目的。教会的增长和繁荣不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目标。教会不是上帝的国。这些都是真理，但这不能保证由此得出的结论都是正确的。耶稣显然不打算在身后留下一个只会说教的主体。假如那是他的意图，那他肯定会写一本书，我们就会有一本像《古兰经》一样的书，而不是我们现有的圣经。耶稣所做的是拣选一群人，预备他们，让他们传承上帝国度的奥秘。这个群体就是他的遗产。第四卷福音书清楚表明了这点：耶稣受难前夜的祷告以及他复活后给门徒的使命都表明了这点。耶稣在这个伟大祷告中，将教会分别为圣；面对十字架的死亡，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约翰福音17:18－19）。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还有一个动作，“将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动作表明耶稣差遣门徒的方式。耶稣的初衷不是留下一个脱离实体的教导。他在苦难中将自己全然归父为圣，由此创造一个新群体，可以继续执行父的旨意，就是耶稣从父那里来所要行的事——体现并宣告上帝掌权。而这个身体的防伪标志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受苦——只要教会忠于其本质和呼召。除了耶稣的方式，教会无权用其他任何方式代表上帝的统治、上帝的公义和和平；教会只能跟随耶稣挑战邪恶势力，与耶稣一起付出生命代价。一旦人们把教会和上帝国度对立起来，上帝国度的语言就会被人挪用，用来美化世俗；事实上，人类一直用这类语言给当代社会公义和平行动披上神圣的外衣。这样，上帝国度的信息又成了一种律法。它是僵化的道德要求，具有一种可怕的效果——律法一旦脱离福音就会使人良心刚硬，有力地助长邪恶势力。耶稣的到来让人看到新世界的曙光，这件新事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上帝的国度不再是一个徒具表面形式的概念，可以任由我们根据时代精神灌入我们自己的内容。上帝的国度现在有一个名字和一张面孔，耶稣的名和耶稣的脸。我们祷告“愿你的国度降临”，这时候我们其实在说——或我们应该像初代教会那样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自由派将二者区分开来，只想谈上帝国度的降临，不愿谈耶稣的到来，这是背叛的记号。第二，这件新事是：上帝把圣灵赐给信徒群体，就是那群愿意相信耶稣并献身于主的人，借着这个恩赐，我们已经预尝了上帝国度。正是这个兆头、这个凭据、这个已然的恩赐、上帝国度之公义和平的这个真宝贝，使教会成为福音的见证人，使教会能够传福音，而不是讲律法。正是这个新现实（在教会忠于主的时候）促使人提出那些引向福音的问题。换言之，真正的宣教对话，不应当由教会发起。在次要的意义上，这些问题是由外人提出的，他们被教会的行为吸引，提出这类问题：这个新现实是什么？你们的生活充满赞美、公义、和平，究竟有什么秘诀？然而，在首要的意义上，这些问题是由圣灵提出的，圣灵是上帝国度的凭据（arrabon），是圣灵的同在引导人（也许此前他们连一个宣教士或传福音的人都不认识）提出这些问题。
宣教使命首先不是我们自己的行动，我认为这一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宣教使命是上帝的行动，是三一神的行动——父上帝，他工作一刻也不停息，万物都是他造的，也靠他维系；无论人认不认他，他都在众人的情感和理性中工作，用恩典引导历史走向真正的目标；子上帝，他道成肉身成为被造世界的一部分；圣灵上帝，让我们预尝历史的终结，赐给教会能力、教导教会、也让世人为罪、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先不要妄谈自己的作用，先不要说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在宣教中发挥什么作用；我们首先需要在心中牢固确立一个想法：宣教是上帝的作为。这是宣教中最要紧的事，别的事都衍生于此。我很清楚，神圣的使命（missio Dei）这个词有时用来当作挡箭牌，让人可以回避教会，甚至回避耶稣的名。这就根本误用了这个概念。关于这点，我稍后还要补充。但这里，请允许我说：如果我们将“上帝宣教”这个现实置于自己思想的核心，就能避免两种关于宣教使命的错误思想，这两种错误思想目前正导致基督教群体深刻分裂。
一方面，有些人只强调赢得个人归信、受洗并加入教会。教会人数的增长成为宣教使命的中心目标。为实现世界公义和平而采取行动则是次要的。这些行动不是宣教使命的核心。他们说，福音是关乎改变人心，而非改变体制。（我将在稍后一章努力阐述这种认识忽视了圣经关于执政掌权者的重要教导。）他们只强调个人灵魂的得救和教会的成长，完全排除社会层面。首要任务就是传福音，直接通过话语来传福音——不管是书面还是口头形式。为实现社会公义和平而采取的行动可能是吸引人们听福音的途径，但不是福音本身的内在固有部分。传讲“赎罪得救得永生”的福音，是教会的头等大事。
另一方面，有些人则谴责上述作法，认为这样没有抓住福音的本质，甚至根本就是错的。他们会说，福音是关乎上帝的国度，关乎上帝统管万国，主宰万有。耶稣教导的核心是主祷文：“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篇祷文表明了教会的核心责任。教会要在这个世界上遵行上帝的旨意，努力实现公义和平。一个基督教群体倘若只顾加强自己，以教会增长为主要使命，那就违背了上帝的旨意。在落后的社会中，例如印度，凡是好人都努力克服宗教之间的冲突，建设共同生活；而教会那些积极传福音的计划则威胁社会稳定。他们会说：基督徒所需要的不是传福音，而是好行为——要与这些好人一起来处理国家的大问题，让受压迫的人得自由，让有病的人得医治，给绝望的人带来盼望。
如果我没看错，那么对宣教使命的这两种理解之间的冲突正在严重削弱教会的见证。这场冲突还在继续，因为双方讲得都很有道理。但我认为双方都没有充分意识到最核心的现实：宣教使命主要不是我们的行为——不管是传福音还是社会行动，而是上帝大能的作为。这场辩论中支持传福音的人，其正确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机会认识耶稣是生命的主宰和拯救者；如果没有一个为此作见证的活教会，就不可能传福音，也不可能有基督徒的社会改革；无论社会改良计划多么体面多有前途，福音绝不可能与之等同。辩论的另一边，社会活动家立场的正确之处是：整天只顾自己和教会扩张的教会，其见证是敌对福音的；教会的存在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了教会成员的利益，教会是上帝国度的记号、代理及预尝；如果教会不关心饥饿的人、生病的人和无辜受害的人，就不可能忠于福音。
我建议，辩论双方需要更深刻地认识教会（借基督的工作所成就的）这个新现实的本质：它是预先存在的，它是被赐予的，它具有本体论的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因为耶稣已经遭遇并胜过了奴役世界的邪恶势力，因为他如今坐在父的右边，并且因为那些信耶稣的人已经领受了上帝的礼物——上帝国度真实的预尝和凭据（arrabon），就是大能的圣灵，三一神的第三位，所以这个新的现实、这个新的同在一出现就制造危机。它激发人提出不容回避的终极问题；而且，如果那个唯一的真答案不被接受，这些问题就会引出各种伪答案。一旦一个群体的成员牢牢根植于基督并以耶稣为绝对的救主，就会发生这种事。这样一个群体在哪里，那里的当权者就会遭到话语和行为的挑战。结果就会产生冲突，教会就要受苦。这些冲突和苦难就会促使世人向教会提问。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书信中觉得没必要力劝读者积极宣教，却有必要警告他们绝不可向世界的当权者作出丝毫妥协。这也是为什么最终解除罗马帝国权力的不是教会精于讲道，而是殉道士誓死忠心。这也是为什么——根据路加的记载——复活的耶稣告诉门徒圣灵来要让他们作见证，因为圣灵在哪里，上帝国度就在哪里。我们这样看待教会的宣教使命时，就会明白几件事：
1．第一，我们不应当把言语和行为、传道与社会行动彼此对立起来，那显然是荒谬的。中心的现实既不是言语也不是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整体生活，这个群体靠圣灵的大能住在基督里，分担基督的苦难和复活的大能。这个群体的言语和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能让永活的基督挑战统治者。有时是一句深刻的话，刺穿层层迭迭的习俗，开启新的视野。有时是一个伟大的行为，震撼整个传统合理架构。言语和行为互相加强，互相解释。言语解释行为，行为验证言语。并不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与之相配的言语可以解释这个行为，但这个群体的整体生活（其成员有各种恩赐，参与社会的世俗生活）将提供各种机会、场合和平台来挑战邪恶权势。但是没人知道这种事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生。这永远是圣灵的工作。永远是奥秘。福音真理如何进入这人或那人的良心，这永远是奥秘。无法计划，也无法计算。但是，只要有儆醒忠心的群体为主而活，这样的事就会发生。
2．第二，显然，为实现世界公义和平而采取行动，这对福音核心工作而言，不是次要的，也不是边缘的。这些行动属于问题的核心。耶稣挑战掌权者的行为，对他的工作而言，不是可有可无的。没有行为，就不会有福音。但是耶稣的挑战并不是以革命的名义发起，不是另一种弄权。他确实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管制。他没有重复王朝更迭的故事，这种故事在历史上不断重演：被压迫者奉天承运揭竿而起，打着正义的招牌把压迫者从宝座上拉下来，然后自己坐上去继续压迫别人。耶稣挑战权势的方式和这些人完全不同——他受死，复活，与他塑造的群体一起分享新生命，让他们和他同走十字架的道路，一路穿越历史直到历史的终点——他开辟了一条穿越历史的新道路，沿着这条道路，所有人类统治都要接受上帝的审判和怜悯。
3．所以，第三，为公义和平采取行动，永远不能意味着完全献身于一个具体的行动计划，自以为这个计划肯定符合上帝的旨意。神圣使命（missio Dei）的概念有时遭到错误理解，人们以为：一旦在某个历史处境中看到机会就采取正义行动，这就是执行神圣的使命；受洗和加入教会则是次要的，或与上帝的旨意无关。这种思维方式很快就会导致理想破灭，常常使人陷入愤世嫉俗和绝望。人类的计划无论多光彩，都不能免于腐败，这是罪的权势。人的终极委身若投入此类似是而非的伟大目标，就会在绝望中走向毁灭。教会历史充满这类事例。在不同时期和地点，人们用不同的罪名来指控教会,忠于教会被视为：保护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保护贵族统治反对民主、保护自由市场经济反对马克思主义、根据马克思义对人类处境的分析来支持人类解放事业。阿德里安·黑斯廷斯（Adrian Hastings）通过本世纪英国基督教史提醒我们，二十世纪前二十年，英国自由教会（English Free Church）直接支持自由党（Liberal Party）的政治活动，二者搅在一起；自由党覆灭的时候，自由教会受到严重挫折，失去了自我，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从中恢复（《英国基督教史：1920－1985》，1986）。不需要许多历史知识就能看到：不管教会犯了多少重罪——妥协、懦弱、甚至叛道，但教会比所有这些社会运动都长命，尽管人们在这些运动中投入了许多感情和信心。在这些运动最兴盛的时候，它们看似为人类指明了方向，提供了行动的目标，值得信任。这些运动的口号成为神圣的话语，受人膜拜，熠熠发光，是最高权威。但它们都不持久。事实上，没有哪个运动体现历史的真实结局和真实目标。历史的真实结局和目标已经——一次便永远成全了——体现于基督教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构成福音的实质，也构成教会生命的内核——教会通过教导和敬拜来纪念、重演、再现这些历史事件。无论会遭到多少误解、忽视或辱骂，基督徒都要在各种环境中把这个福音传给众人，见证福音真是理解整个人类故事的终极线索因此也是理解个人故事的终极线索；传福音绝非没有必要，也不是脱离现实。
4．但是，第四，我们紧接着必须声明：如果我们用这个真理（基督徒行为是福音使命的核心）来吸引那些目光短浅的革命者（他们对福音的信心并非来自上帝自己，而是来自他们看见基督徒向上帝尽责的行为，就是当代那些具有现实和相对意义的政治和文化活动），那么这个基本真理就可能成为可怕的谬误，甚至导致灾难。我们绝对不能用这个关乎人类故事终极目标的远景来吸引人的目光，让他们只顾历史的主所提供的各种现实可能。圣经故事的真理之光让我们理解整个人类故事，因此我们有责任靠信仰分辨我们此时此刻的义务。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判断绝对正确。如果历史教会我们任何东西，那就是最忠心的信徒也可能判断错误。但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是确信上帝能原谅我们的错误，甚至将我们的错误选择变成美好的结局。我们可能犯错，这个事实决不能成为懒惰的借口，因为不作为本身也是一个致命的选择。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教导我们：在许多现实可能当中，或许没有一个是绝对的善，但我们绝对有责任去选择相对的善。我们仍然会保持彼此的差异，但我们要彼此聆听、彼此尊重各自的选择、保持同一个身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圣礼和教会生活中所做的一切具有一个本体论的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和一个长存的现实，这一共性远远超越我们选择的差异。
5．第五，由此可推论：教会在社会公义和平问题上的主要作用，不在于教会要发布正式宣告，而在于教会要持续装备并支持信徒，在他们尽公民的世俗义务过程中，行事为人尽信徒的责任。有时候，教会确实要通过正式任命的领袖采取集体行动，提醒当权者要为自己的一切行为向那位坐在父右边的耶稣基督负责；并且，一旦当权者所奉行的政策明显违背耶稣已经显明的性情和旨意时，要向他们发出警告。但是，这些宣告如果不能反映在信徒日常世俗生活中，就缺乏权威。
6．最后，教会永远需要明确指出教会赖以存在的中心现实、福音的核心真理：基督道成肉身、被钉在十字架上、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样传讲福音绝非无关紧要。但是，如果传讲福音的教会没有活出与之相称的集体生活，如果教会与这世代的当权者安逸同居，那么这个教会就失败了，因为教会没有挑战黑暗的权势，没有用生命彰显那位永活的主帮助弱者医治病人的大能，所以这样的教会亲手关上了传讲福音的大门。这不意味着传福音是徒劳，因为上帝话语的能力是无穷无尽的。这只意味着这间教会要受到严厉审判，主不会问我们信仰告白漂不漂亮，而要问我们有没有舍命遵行他的旨意。
摘自纽比金著《多元主义社会中的福音》，杨基译，橡树待出，也希望读者能为这本书的出版来祷告！可点击“阅读原文”，阅读临风书评“使命导向与《多元社会中的基督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