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案件背后的司法角力：战将黄克功恋爱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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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30 谌旭彬 国家人文历史
案情
案情本身并不复杂。时为1937年10月5日，有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与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发生恋爱纠纷，在延河畔将其枪杀。据黄克功自己的交待材料，他之所以枪杀刘茜，乃是因为刘不愿与其结婚。在黄看来，这是一种“玩弄革命军人”的行为。黄说：
“
与刘氏相识于抗大，……未数日，即发生爱的关系(当时至今约五星期半)。在最初的两三星期，两者情深至极，继则与刘氏口头订婚。刘则满口允诺，谓学习半期或一期后，正式登记。此一事件，外界人士都皆知。孰料刘氏狠心毒恶，玩弄革命军人，随处滥找爱者，故意破坏订婚之口头协议，损功名誉。功闻讯后，即采取通信方法予以说服教育，孰料刘氏固执不变……因此余乃不得不亲临该处，邀刘做最后之口头谈判。在谈话时余对刘态度和蔼，而刘却无情，恶言出口。因此，余受痛苦与刺激过大，则拔手枪恫吓之，谁知事出意外，竟失火而毙命耶。（《黄克功陈述报告（一）》，陕西省档案馆存，全宗号015-0543。》）
”
电影《黄克功案件》剧照
在另一份交待材料中，黄克功承认，他杀害刘茜，乃是有意为之，而非手枪意外走火：
“
余观刘眨眼无情，乃故意损功名誉，当时则气愤填胸，乃拔手枪与痛击之，一枪未击毙，故加一枪，以免对方作对。（《黄克功陈述报告（二）》）
”
按黄的说法，其要求与刘茜结婚时，双方交往不过“五星期半”而已。考虑到刘茜当时尚不足16岁，不愿意仓促婚嫁，自是情理之中。而且，二人的爱情观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有刘写给黄的书信为证：
“
我希望我的爱人变成精神上的爱我者。我希望你站在朋友或爱人底地位来指导你的小妹妹，能吧！？——告你，一个人，不！就直接说我，爱情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而是意志、认识的相同，你不应把物质来供我，这是我拒绝你送我钱和用品的原因，希望你不要那般的来了，你无形中做了侮辱朋友的行为，不管你是如何的用心。就是夫妻在合理的社会制度中，互相的经济也是各不依靠，而是帮助，你认清点！！我们都有恋爱的自由，谁都不能干涉对方交友！你或者在惊奇吧！朋友！这话是从正确的理论书上得来的。这钱吗？假如你爱我，就不应给我，请你给前方战士用好了！我们还是讲讲广义的爱吧！整个国家的生死存亡摆在眼前，四万万多的同胞正需要我们的爱哩！你说是吗？你爱我吗？而你更应爱大众!——这是我的点许希望。（《刘茜致黄克功信》）
”
黄克功16岁参加红军，经历过江西苏区残酷的内、外斗争及漫漫长征，自基层士兵一路攀升至团政委，虽只有26岁，已是“老红军”。相比之下，赴延安之前，16岁的刘茜（原名董秋月）只是太原友仁中学的一名思想激进的普通女生，被枪杀时，距离其抵达延安不过才两个月（《华宜珍：刘茜及其家人的故事》）。此种背景差异，有助于理解二人在爱情观上的巨大分歧。此外，1937年底到1938年初，延安的男女比例高达30/1，且以大龄男性居多，这也有助于理解黄克功对恋爱失败，为何反应如此激烈。
1937年，海伦·福斯特拍摄的延安景致，延河绕城而过。刘茜当年即被枪杀于延河岸边
判决
如前所述，案情本身不复杂。复杂的是该怎样判决。
案件发生时，正值国共合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陕甘宁根据地”，一个月前，刚刚转型为国民政府的“陕甘宁边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司法部，则已在三个月前，转型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据司法部提交给边区议会的工作报告，此番司法转型，目的在于“实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转型后，在具体工作上须“遵行南京政府颁行之一切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各种法令章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司法部工作报告，1937年7月23日。）
电影《黄克功案件》剧照，墙上写着：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
黄克功此时犯下杀人案，对延安新、旧司法模式的转型，无疑是一种相当直接而极端的考验。按照苏维埃时代的旧律，黄乃是“革命功臣”，拥有“减轻处罚”的特权——据1934年4月8日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34条：“工农分子犯罪，而不是领导的或重要的犯罪行为者，得依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比较地主资产阶级分子有同等犯罪行为者，酌量减轻其处罚。”第35条：“凡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其犯罪行为，得按照本条例各该条文的规定减轻处罚。”
简言之，按苏维埃旧律，“工农分子”与“对苏维埃有功绩的人”，较诸“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在犯有相同罪行时，拥有“减轻处罚”的特权。江西苏维埃时代，这一特权的具体执行，往往体现为对“地主资产阶级分子”加重处罚。譬如，“曹坊区富农曹连登破坏收集粮食，他说：‘苏维埃公债一期又一期，实在买不了’，经裁判部迅速逮捕处决。”（收集粮食突击中福建省裁判工作的开展——正在克服缺点和错误，1934年3月1日）
作为一名“老红军”，黄克功相当了解苏维埃时代的司法体系。在被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判处死刑后，黄向审判长雷经天提出要求，希望给毛泽东写信申诉。在申诉信里，黄一再强调自己的“革命功臣”身份：“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黄克功陈述报告（一）》）“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黄克功陈述报告（二）》）莫文骅回忆说，当日延安“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同志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种意见，大约也是基于苏维埃时代的司法体系而发。
审判长雷经天呈递了黄克功的申诉信，同时附上自己的意见，要求“必须对黄克功处以极刑”。毛泽东在回信中，支持雷的意见，驳回了黄克功的申诉。1937年双十节，在陕北公学大院，陕甘宁高等法院召开了数千人参与的公审大会，判处黄克功死刑，立即执行。有学者曾这样肯定该案的历史地位：
“
实现工农民主法制向抗日民主法制的转变，废除对有贡献的人在法律上的照顾，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资格老、功劳大、地位高的人犯了法，应当与平民百姓一样，严格按照法律办事，不允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和优待。这样，就为边区法制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方向。（杨永华：《延安时代的法制理论与实践》）
”
这种肯定，大约也正是电影《黄克功案件》所希望表达的“时代意见”。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演讲
1938年，延安学生集会
角力的开端
但这种“时代意见”，并不能与“历史意见”完美接榫。
雷经天在给毛泽东的信里说：“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共产党员都是无产阶级优秀的先进战士，共产党应有铁的纪律，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够号召更多的人民参加这一伟大的抗日斗争。”（《重拾历史的记忆——走近雷经天》，P56。）毛泽东在给雷经天的回复中说得更明确：“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换言之，此案考量的依据，并不是“法”，而是“党和红军的纪律”。
事实上，黄克功案件之后，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工作，仍长期在新、旧体系之间来回摇摆。雷经天执掌边区高等法院时，曾因此与地方法庭发生过激烈冲突。雷自述：“我们受理……延安市有名的大地主蔡凤璋与挑水工人陈海生因典地纠纷的诉讼，在地方法庭(庭长是周景宁)第一审蔡凤璋胜诉了，经第二审蔡风璋败诉，典地无偿归还陈海生，并赔砍损树木的损失。因此周景宁说过我们没有放弃苏维埃时期阶级的偏见，没有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并向党要求对我工作的审查。”（雷经天：《关于司法工作的检讨记录》，1943年12月10日）
周景宁批评雷经天“没有放弃苏维埃时期阶级的偏见”，意指雷在案件审判中仍坚持“阶级偏见”，使不同阶级成分者，享有不同的法律权利。雷的辩解则是：“国民党的法律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法律，对于工农劳动群众只有剥削和束缚的作用，在边区是不适用的。”（雷经天：《关于改造边区司法工作的意见》，1943年12月18日）判决案件，“应站在群众立场”，“便利于穷苦的人民”，“比如判决一个争买窑洞的案子，虽然出高价的有优先权，但他有窑洞，另一个没有窑洞，这就不能只从表面上看，而要按其经济的需要，因这个穷人没有窑住”。（雷经天：《关于司法工作的检讨记录》，1943年12月10日）正是按照这个逻辑，有地的蔡风璋，败给了无地的陈海生。
周景宁之所以敢于批评雷经天，并“向党要求”审查雷经天的工作，乃是因为边区政府成立后，以“统一战线”为号召，确曾一度要求在司法上，对一切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和工人、农民，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毛泽东也曾有过指示，苏区时代带有浓厚阶级背景的旧法律不能再加引用。对此，雷经天的理解是：
“
边区高等法院，……它是遵照国民政府司法制度，执行司法工作的任务，同时，它也是承受过去苏维埃政权时代司法制度的革命传统。……边区施行的法律，以适应予边区的环境及抗战的需要为标准，采用中央所颁布各种法律为原则，并参照地方的实际情形。因此，在边区处理任何的案件，一方面根据法律的条文，同时却特别根据事实，说明理由，而斟酌法律上所规定的刑罚加以判决。（雷经天：《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1938年8月28）
”
新、旧司法体系之间的摇摆，至1942年，终于趋于白热化。该年5月，在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等人的支持下，雷经天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资深职业司法界人士李木庵被任命为边区高等法院代理院长。随后，由李牵头，启动了一场旨在“提高边区的法治精神”的司法改革。其具体内容，大致有三：
1、改变过分强调法律阶级属性的做法，强调审判独立；2、注重司法程序，强调规范化管理；3、培训、引进专业法律人才，实现司法工作和司法人员的专业化。
可惜的是，改革仅历时半年，即因民众嫌程序繁琐及判决中存在偏向地主富农的嫌疑，而去了高层支持。1943年12月，李木庵被迫辞职。对于此番改革，复职的雷经天如此评价：
“
“李木庵对于案件的审判，只就犯罪行为论刑，从不提高到政治方面，追究其政治责任”；“（李木庵主张）司法工作正规化，换句话说，就是要将边区的司法工作依照国民党一套去做。”
”
换言之，就“历史意见”而言，“黄克功案件”并没有能够奠定任何东西，它实际上仅仅是延安时期司法角力的开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