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孩子全职妈妈的20年环境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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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人物】
《境界》记者/李路
4个孩子的全职妈妈陈慈美起初不懂环保，因对家人的责任感而走上环保之路近20年，推动环保公众伦理变革。她说：除非透过信仰带来的“价值观的改变”，以及随后所产生“生活习惯的改变”，否则整个环境运动不会有转机。环境危机的深处正是人类道德灵性的危机。
2月底的最后一天，一部由中央电视台前著名记者柴静参与制作的环保纪录片《穹顶之下》在大陆视频网站上发布，短短两天内吸引了超过两亿次点击收看，一时间，环境问题再次成为中国舆论场最热的话题。
由柴静纪录片所引发的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事实上，目前全球从事与环保相关工作的“绿领”人员，为数已相当可观。然而讽刺的是，即使联合国在开过两次全球性环境会议之后，其追踪评估的报告亦不得不承认：“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全球各地的环境还在持续恶化！”而且这种矛盾，不但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一样在发达国家中存在。一个可悲的现实是：环保工作的蓬勃发展，并没能达到有效地“改善地球环境”的目标。
在台湾，有一位同样因对家人的责任感而走上环保之路近20年的普通母亲陈慈美，她告诉《境界》记者，尽管今天许多人提出的本国环境问题背后的种种原因都有其真实性，但并不能解释其它国家为何也同样遇到这种矛盾。因此，唯有找出“全球人类共同的困境”的根本原因，才可能对症下药。
而这也正是西方环境哲学常提到关于人与地球的关系、探讨地球存在的目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如何改变自然环境等终极问题的思考，透过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思考，这位台湾的“环保妈妈”渐渐寻找到她心中种种疑惑的答案。
4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加入主妇联盟
毕业于台湾清华大学的陈慈美，是物理学和神学双硕士。 1983年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开始成为一名全职妈妈。之后，全心照料家中四个孩子健康的成长成了她最重要的工作，出于母亲本能对孩子的爱，陈慈美对于周遭的环境污染问题变得格外敏感。
陈慈美坦诚地告诉记者在踏上环保之路前，她并“不关心”、也“不清楚”环境问题，对生活中的环境威胁“不知所措”。然而因为“看着天真的孩子外出散步时，大口吸进污浊的汽车废气、质疑自己做出来的菜是否含有重金属、不清楚喝的水、吃的蔬果是否含有残留化学残留物等。因着”认识到环境污染对家人健康的威胁，特别是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威胁，而感受到强烈的无奈以及对子女的愧歉，让她义无返顾地踏入了环保工作的路程。
1991年，在饱受生活中种种环境问题的困扰下，陈慈美加入了台湾主妇联盟，当时的初衷是为了学习一些“对一个妈妈有实质帮助的知识”，例如生活环保小常识等概念。为了试图解决生活中的疑惑，陈慈美开始阅读生态、环境相关的书籍，期待能从书中找到心中对环境问题的疑惑与解答。
“当我阅读到台湾学者陈玉峰教授写的《台湾绿色传奇》一书时，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记录台湾自然生态的沧桑史实，我一边读一边流下眼泪。我终于知道，这个岛屿的苦难，不只是来自政治因素，更是文化因素；而岛上受苦的生灵，也不只是人类，山林中雄伟挺拔的桧木扁柏、草原上奔驰的梅花鹿、溪流中的鱼虾、深谷中的花鸟虫蝶，没有一样能幸免。”陈慈美说道。
透过阅读，不仅让陈慈美强烈感受到台湾森林所遭受的迫害与土地伦理的沦丧，也开始促使她思考该如何进一步参与环境关怀工作。
“我所受的科学训练背景和信仰理念使我无法停留在维护家人健康的狭小范围，因为我深刻地体认到：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程，它与我们整个社会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息息相关，也与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判断和世界观等密不可分。”
“个人的小善，终会被错误政策的不道德所淹没”
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世界各国为摆脱战争的阴影，使尽全力发展工商业，台湾也不例外，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消费主义时代正式走入人类历史的舞台。台湾在经历所谓“经济奇迹”之后，由于欠缺深厚的抗衡文化的反省，暴发户式的消费风气遂成为社会的主流，造成人心腐蚀，社会日益沉沦的恶果。
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历经土地改革以及工业化、都市化的快速发展，有大批的台湾人从山乡、农村，自愿或被迫迁徙到都市，成为都市的边缘人，为生活奔波的都市中下阶层。这一波又一波的民众流离史，其背后的一个共同主题，即是与“土地”的背离。不论是在海外或在他乡，人一旦失去了与土地的联系，他便在精神上脱离了原生的文化脐带与共同的集体记忆。
在陈慈美看来，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经济政策的偏颇以及资本主义恶质化发展，导致农村凋敝、劳工困顿以及生态环境被肆意污染破坏，处处可以看到在许多巨大的公共工程建设背后资本家贪得无厌的私欲。
“日常生活中污浊的空气，农药、化学肥料、重金属污染的食物，使所有人的健康饱受威胁；扭曲的教育制度与混淆的价值观挑战着我们对下一代的教导；工业化与商业化的社会发展，使我们在短短一、二十年的时间内，被迫要不断地尝试去适应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各种急剧变迁；长久与土地的疏离，更使得我们在精神生活上日益贫薄空洞飘浮无根。”陈慈美告诉《境界》记者。
陈慈美在阅读的过程中也逐渐感到无法满足，往往对自然之美赞叹的文章总是多过于理论基础的书籍，她所追求的并非精神上的思考方式，而是能解决心中对自然现象疑惑的理论基础；于是透过友人购买西方生态环境理论数据和思想史书籍，从对环境的认知的零认知开始，通过将近10年的哲学性、理论性的学习过程，来推动自己对环境工作理念的推广。
1992年春天，陈慈美和主妇联盟几位基督徒环保妈妈一同成立了“台湾生态神学中心”，1998年又成立了“台湾生态关怀者协会”，在这一群海内外义工朋友的协助之下，四处演讲散播环保理念；出版《生态神学通讯》月刊，举办“信仰与生态观”、“生态与文化”等系列读书会，并持续地在教会中举办“绿色小天使”的活动，将生态关怀的种子撒在孩子们的心田里。
同时，陈慈美将自己在阅读中所得到的观念、发表过的文章等汇整成册，正式提出“环境伦理”课程教学计划，在中原大学于1995年正式开授“环境伦理”通识课程。
“我们深信，一个社会的自然生态环境就像是一面镜子，它反映出那个社会的人文生态，因此，我们构思整全的生态环境教育的内涵，包括建立具生态视野的信仰架构；认识全球性与地区性的环境问题；传递生活环保与自然保护的理念；推广简朴生活的思考与实践；推动土地伦理的探讨与实践等。”陈慈美向记者介绍。
当代著名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在《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书中指出，“所有个人的小善，终会被错误政策的不道德所淹没，因此，每个人都接受信仰行善事，并不保证整个社会就是一个道德的社会。”
陈慈美认为尼布尔对伦理道德与社会政策之间所作的解析，应用在环境问题上更是显得十分贴切。“环境问题的解决仅仅只有个人层面的伦理规范是不够的，企业经营的伦理规范及环境政策的公众伦理都是不可或缺的。”
环境危机是人类道德灵性的危机
不同于台湾本土环境工作者，陈慈美着重西方环境哲学、环境脉络的探讨，西方环境哲学常提到的思考人与地球的关系、探讨地球存在的目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人如何改变自然环境等，这些也成了她思考的课题。
“在台湾对于许多环境污染问题，我们几乎都有现成的答案：例如‘外来政权’、‘黑金挂钩’、‘官商勾结’等等。尽管这些答案都有它们的真实性，但它们并不能解释其它国家为何也同样碰到这种矛盾。唯有找出‘全球人类共同的困境’底层的原因，才有可能让我们对症下药。”陈慈美说道。
现代经济学理论中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假设是：每个人的行动都倾向于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因此，经济学家会把能够很“机灵地追求个人的财富”视为一种理性的行为，于是，“为他人或者公众着想”的行为就不是正常的理性行为。
16世纪的宗教改革思想家加尔文在信仰传统中鼓励信徒去实践“利他的行为”，并视其为基督徒的真正美德，因此，任何由于自私的动机所从事的活动都要接受某种形式的约束。而现代经济学家却认为对于追求个人利益的任何检视或约束，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是有伤害的。
于是传统的基督教思想逐渐被巿场经济理论所取代，导致了对人类心灵、社会、以及自然环境的一系列严重伤害，这些伤害包括侵略性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对物质的渴求被激发到永远不知道满足的地步；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拒绝任何规范，并使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不断消失；大量消耗自然资源并大量制造各种垃圾、毒物，威胁其它生物和后代子孙的生存。
陈慈美认为，今天中国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经历现代化，遇到的问题将会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和严峻。
陈慈美发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透过立法或成立专属机构等努力，以及专家学者长年累月的深入调查研究之后，整个社会依然无法形成共识，愿意为地球生态的维护付出心力。渐渐的，有不少人痛苦地体悟到：除非透过信仰所带出来的“价值观的改变”，以及随后所产生“生活习惯上的改变”，否则，整个环境运动不会有转机。环境危机的深处，正是人类道德灵性的危机。
教会别错过抢救地球的机会
陈慈美从小在基督教家庭成长，祖父母五代均是虔诚的教徒，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成长的她从小与教会有很深的渊源；从她开始投身于环保工作之时，她就积极透过教会报纸发表环保教材性的文章，期望能透过教会影响社区，由社区来影响大众。
美国科学界曾经有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西方社会比较常参与教会聚会的人，通常对于环境方面的问题比较无知。“我虽然没有对台湾的教会界作过研究，但从我将近十年来所接触的教会人士所作的观察，结论似乎是没什么两样。”陈慈美告诉记者。
七十年代初期，基督教思想家薛华（Francis Schaeffer）在《污染与人的死亡──基督教的生态观》里，语重心长地警告教会界：“当教会错过抢救地球的机会时，我们同时也错失向廿世纪的人传福音的机会，而这也正是教会在我们这世代里显得无足轻重，软弱无能的主要原因。”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也说过：“如果你多方的传扬福音，但绝口不谈特别属于你那时代的问题，那么，你便完全没有传扬福音。” 这句话在廿一世纪的今天仍然适用。
陈慈美表示，环保的推动是一项文化改造运动。这也是一个生命改造的过程，需要透过生态、环境、人文、艺术、科学等各领域的人才共同推动才能达到效果。
在《生态公义──对大地反扑的信仰反省》书中，路德宗神学家芮穆森（Larry Rasmussen）曾说过，“所有拯救地球的努力，都必须以侧耳聆听人类的哭泣和大地的呻吟作为起点。”他又说：“怜悯（一同受苦）是基督徒伦理的主要德行，而团结（一同站立）则成为主要的途径。”
“台湾教会曾经向社会宣告‘耶稣是现代人的希望’。但如果我们不知道现代人的绝望是什么，我们的宣告就失去意义。我们对于现代人的困境是否能感同身受，因而产生恻隐之心，并愿意与受苦的群众一同站立？”陈慈美说道。
环境伦理学之父罗斯顿（Holmes Rolston, III）认为，生态学所理解的生命是呈网络（web）关系的，在生命网络中，每一个生存的个体都相互依存。我们的生命将比我们想象的大，但也比我们想象的小。大，因为借着参与，我可以进入他者（如树木、小鸟、鱼类）的生命，如是，个别生命的界限便消失了；小，因为再也没有一个高高在上者可以宰制别人，掌控其它存有。
“假如有所谓的圣地，或是所谓的应许之地，那必定就是这颗充满生之希望的地球。在全球相互依存、环境彼此影响的今天，人类的灵性必须要以一种全新的洞见和深度，将自然与恩典结合在一起，来认识环境保护的问题。”罗斯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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