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世界去爱它 ——一个美国华人医生的风雨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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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独立出品【我是一个故事】
文/徐俊
徐俊简介：1988年赴美留学，目前为纽约医学院助理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附属斯坦福医院主治医师，2013年起参与非洲医疗、教育事工。
宋末元初诗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这首词表现其悲欢离合的个人遭遇，也道出我一生经历的无数风风雨雨。
少年听雨，重重试炼
1973年我16岁高中毕业，响应伟大号召“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苦为乐，春寒料峭俯身插秧，夏日炎炎低头割稻，金风送爽赤脚跳入粪池掏肥，白雪皑皑空拳肩扛手推筑堤，每年出勤300多天，虽年收入不到100元，却凭一颗红心，和知青战友一起，把青年队变成全省先进单位，也因我的文笔和表现，上级决定将我调入省知青办。
不幸随好运降临。就在我即将离开农村时，有人将我平时一些私房话，添油加醋报告上级，一夜之间我在全公社大会上被批斗，巨大的木牌沉重挂在颈脖；民兵背步枪押解我站在台上，知青朋友纷纷上台揭发我的反动言论，口齿不清的贫下中农对我进行批判，还拿着撬开我的书桌找出的几本日记作为无可辩驳的证据。
倔强的我，不肯低下高贵的头，“敌人不低头，就叫他灭亡！”口号声震耳欲聋，民兵坚强有力的大手，将我的头颅从红色天空的迷雾，按回坚实的大地。感谢一位老同志帮助，在区公安局报批逮捕报告上，写下暂缓逮捕，我才免于牢狱之灾。长期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定期向公社汇报，回城无望则是悲惨的结局。
1977年底，高考春风刮起，一位知青战友承担巨大风险瞒着领导给我报名，我参加了第一次高考，整个考试都是黑箱作业，不公布成绩，自惭形秽的我，不敢查问成绩。1978年，我每天踩着雨露上工，披着星星回家，监督劳动10个小时之余，在暗淡柴油灯下，抱着上海的数理化自学丛书猛啃，无师自通地学习葆青的英语发音教程，直到深夜。
每晚洗脸，从鼻孔中洗出吸进鼻腔里与粘液混杂的黑色油烟，白色毛巾慢慢变黑。双脚浸入水桶，用毛巾把脸包裹是我发明的两项专利，来躲避那无处不在的蚊蝇飞舞。读书考试是我心中的天梯，也许可以借它走出那黑色牢笼。
进考场时，也是那位老同志，当无数考生面吼叫：“徐俊，不用进去了，你的问题没有搞清楚，考上也走不了。”我怯怯说：“书记，我根本没时间复习，我只想看看我考的有多差，明年我也就死了心。”承蒙他高抬贵手，我得以夹着尾巴溜进考场。
面对跳龙门的诱惑，知青战友们纷纷丢下繁重农活，回家全天复习，监督劳动的我不可能。不久喜报传来，我的成绩高居全区第二，远超重点录取线，但还是无缘大学。我尽力抗争，也曾去高招办“上访”，还是无法摆脱天罗地网。
1979年，我别无所求，只要能上大学就好，选择江西中医学院第一志愿。另一位老同志，冒着掉乌纱帽危险，在最后政审关头，将下面报来的有关我的反革命材料从档案袋拿出扔掉，我才清清白白进入母校。
我忘不了和同学们一起探讨潘晓“人生的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英雄城宽阔的八一广场上，我们一起声嘶力竭为中国的崛起呼喊；在绿树成荫的小路旁，我们也曾追寻纯真的爱情。
1982年，作为校学生会主席和品学兼优的学生，我来到北京开会，看着身边各校同学代表个个摩拳擦掌志在通天，我的心却在默默提醒自己，这条路满是荆棘，看他起高楼，看他高楼塌，我是一个懦夫，我的心不允许我在这个战场厮杀。
在美国当医生，闯关难
壮年经历，就像蒋捷，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西风，那猿啼不住的千里江陵，充满动荡和悬念，北京沉重厚实的干燥雨点，广州的细雨打芭蕉，纽约的骤雨狂风，吹拂着一颗狂跳不安的心。
1984年，我以优异成绩进入广州中医学院，学习中西医结合免疫学硕士。导师对我青睐有加，学校也对我极为重视，研究生毕业时，我自如与英美人士交谈，也拿到美国大学录取通知书。
1988年，我怀揣50美元，带着电饭煲和一颗吃苦的心来到美国。在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十几位中国留学生水平之高让我望尘莫及，一切都要从头来。我的导师舒伯特博士是一位德国来的临床医学教授，既做科研，又搞临床，他的宽厚仁慈和严谨的学术能力，让我很快适应了这个竞争的环境。
留下，生存是第一需要，生活又向我发出了冰冷无情的挑战。我开始紧张复习，要在美国成为一个医生。十几万医学英语单词，一座无法跨越的大山，美国最先进的医学知识是一个海洋，一定会淹没我这个中医学院的毕业生。
我又好像回到了在农村时无穷无尽的奋争。头悬梁锥刺股，自古华山一条路，拼了！终于，我连滚带爬地通过考试。现在想来还头皮发麻。55秒钟一道题，连考两天，每天考六个小时，还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同样又是两天，再加上英语考试。终于拿到相当于美国医学院毕业生的证书。
下面的路更难，寻找住院医。全世界的医学毕业生，通过考试的不在少数，美国政府每年大概配给1，600个名额给全世界的外国医学院毕业生，住院医的录取率大约是1/200。好不容易进入住院医后，每周100多个小时高强度训练，一周两次，每次连续36个小时值班，高度紧张训练，使90%住院医生都发生过车祸，我也不例外。住院医毕业前，还必须通过第三部分考试，又是两天，55秒钟一道题，每天六个小时。
住院医毕业，还要面临专科医生考试，笔试加口试，50%通过率。我的一位好友8年抗战，终于通过。口试时3个主治医师，每人考你45分钟，没有考试大纲，完全凭你的应试能力和平时基础。我也是考了两次才勉强通过。过了十年，还得再考。
美国的医学执照，由各州根据需要发给。我在纽约州做的住院医，却永远拿不到纽约州执照，原因是我毕业于中医学院。十年拼搏，亏于一篑。面对家人，唯有以泪洗面。
幸好康州给了我执照，却没有人雇佣我，只好利用母校教给我的本领，开设中西医结合诊所，我也出版了两部英文中西医结合的书。第三部教科书，也完成了一半以上。纽约医学院邀请我做助理教授，我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附属斯坦福医院的主治医师。
逃离绝望的精神枯井
“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虽然年过半百，依然雄心未泯，走南闯北，纽约的狂风骤雨，伦敦的羊毛细雨，悉尼的涓涓濛雨，非洲的飘飘点雨，都不及家乡的如丝梅雨。
我们从何来？要到哪去？我们活着，难道就为这口福之乐，皮囊之爽？哪里是我们心灵永恒的归宿？我问自己一辈子这些问题，空虚混沌的心依然没有光亮。
来到美国后，我的心极度空虚，人生失去动力，前面一片黑暗。我好像是爱德华.蒙克《呐喊》画里的主人公，站在无边无际的海浪和狂风里紧闭双眼，两手掩耳，惊吓的大叫，无处不在的洪流要将我撕裂粉碎。
我们出生时，上帝就将“空虚”种在我们的心里。为填补空虚，我们试着用金钱、地位、名誉、家庭、事业、娱乐、文学等来填补，可是没用。屈原的《天问》里无穷疑难，苏格拉底智慧的哲学，米开朗基罗《圣母》年轻而忧伤的脸庞，曹雪芹《红楼梦》的白茫茫大地，还有瞎子阿炳《二泉映月》忧郁的水声，无不代表了人们对上天的询问，对人生意义的追求。
人生的意义在哪？好莱坞喜剧明星罗宾•威廉姆斯自杀身亡，提醒我们有一种病叫“外向型的空虚”，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给无数人带来欢笑，可却因忧郁症离开人世。
太太出生于基督徒家庭，在她的带领和催促下，我于1990年来到纽约上州一个基督教会，初始的我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带我查经的弟兄，经常被我挪揄而尴尬不已，他毫不气馁，继续带着我在上帝的国探索，追求人生的意义，在寻觅真理的道路上，我和许多弟兄姐妹一样，一生经历了“体、魂、灵”三阶段。
“体”者，人生的物质部分，无可厚非，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初期，有一个强烈愿望，追求好的物质生活。不管我是在青年队挥汗，还是在柴油灯下苦读，不管是在羊城攀岩，还是在纽约泛海，我都曾把它作为我的唯一追求。我们大学毕业，要工作，要挣钱，这一点都没错，只是不能把“体”看成是我们的终极追求。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曹雪芹的一曲好了歌，道尽人生酸甜苦辣。30多年后，特别是那些和我一起在北京开会的朋友，有人坐庙堂高位不得不领受九天之上的凛冽寒风；也有人双规后蹲在冰冷的班房沉思默想；有人金玉满堂却养小三妻离子散；也有人看透世事独卧青灯古佛旁，还有人金满箱银满箱，一着不慎转眼千金散尽人皆谤。
金钱是我们人生的重要必需，却不是我们终极目标。理解了人生，我们就可以不悲不喜，超然荣华富贵。
“魂”者，人生的精神层次。来到美国后，西方文明的大海让我惊讶不已，原来在追求金钱外，还有一个精神境界，就是艺术文学、音乐绘画和历史哲学等，这无尽的空间让我尽情地自由翱翔，吸吮着美丽的甘泉。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这些哲人绅士也都有生的烦恼和死的忧虑。柴可夫斯基《第六交响曲》表现他无穷无尽的悲苦人生，莫扎特《安魂曲》对死亡的思索，梵高枪击自己的腹部，还有川端康成、海明威，都选择走向死亡悬崖。
这些饥渴的灵魂，闪现对死亡的恐惧和绝望。而追求身体和人生的不朽，是人类永不止息的企盼，金钱和艺术都无法排遣我们内心的不安，我们清楚知道生命有终点，罗丹的《死亡之门》向每一个人招手，但丁的悲鸣震响大地：“这里直通悲惨之城，由我这里直通无尽之苦，这里直通堕落众生，来者啊！快将一切希望扬弃”！
如果是这样，我们获取了足够的金钱，掌握了文学艺术等精神层次的钥匙，身体和精神都得到了充分的享受，死亡依然在向我们招手，那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反复思考，不得其解，还是陷入绝望的精神枯井。
“灵”者，人生的最高层次，也就是信仰的层次。它是解决我们世界观和人生观最重要的方法论。忧伤的心都孤独。我最爱的一首小诗是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在雨雪霏霏的江边，看不见飞鸟和人迹，有的只是独自钓取的无穷无尽和无边无际的孤独。柳宗元透露出一股发自心底的凄凉。为了战胜孤独，追求人生的真谛，在人生的旅途上，我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世界观和人生观。
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灵魂，在60亿茫茫人海中，寻找知音，询问上天，弦断有谁听？我多次扪心自问，我不爱权，不太爱财，我最爱的是上天入地追寻那生命的意义！是谁控制我们的命运和人生？
读《创世记》后，我接受了神创论，但我还是觉得，即使有一个神创造了这世界，这神也是不公平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我16岁被送到农村战天斗地，有人却当兵，招工不用上山下乡。我人生有如此的坎坷遭遇，有人却坑蒙拐骗一帆风顺。元代戏剧大家关汉卿《窦娥冤》中的窦娥，在被冤绑赴刑场杀头时就发出这样的呐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延寿。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坏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其实，上帝一直在秉承公义和爱来引领人类。为了赎买我们的罪，他将他的爱子送到人间，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说不公平，这是最大的不公平，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完全全无罪之人。我们所受的一些痛苦，都是罪人之间的争斗而造成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原罪，《创世记》明白指出原罪是由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和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而来。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上帝把良心放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善的一面，老祖宗亚当夏娃偷吃分别善恶之果，便将恶永远种在我们的心底。当我们心中的善恶交战时，往往是恶的一面战胜善的一面。
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们恨别人时，巴不得那人去死，但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拿起屠刀把那人杀掉。我们不杀人，只是因为我们害怕法律，不是因为我们不想杀我们的仇人。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比坏人要好一些，只不过五十步笑百步。
在教会呆了两年，我最后完完全全顺服在上帝的脚下。1992年我受洗成为基督徒，我才找到了真光。《圣经》解决了我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两个问题。从此我的心中有一盏明灯指引我人生的道路。我仰脸看宇宙，冷眼看人世，不再有苦毒怨恨，我回到青年队邀请那些伤害我的人共进晚餐，原谅给我带来一切灾难的人们，也向那些受我伤害的朋友发出深深的歉意。我们所有的原罪使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
懂得了真理，就有一颗感恩的心。上帝和这个世界时时刻刻恩待我，我必须回馈我所得到的恩典。2013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西非洲的黄色土地，漫天的灰尘，干旱的高温，使我透不过气来。
遍地饿殍，污水横流，使我真正见识到什么是贫穷和愚昧。我能为他们做点什么呢？我拼命治疗这些可怜的病人，带去的免费药物和粮食，像胡椒面一样，撒在贫瘠的土地上，激不起一点回响。“我可以治他们的病，却治不了他们的命。”是我无时不刻的喃喃悲鸣。
2014年4月，当我再次踏上伊波拉病毒肆虐的西非土地，贫穷和愚昧依然像空气一样，徘徊在非洲。我见到去年一样的病人，可是大部分病人否认见过我，我依然可以治疗他们的病，却治不了他们的命！我的两名队员，高温和寒战摧残他们的坚强意志，全身发出血液深处的循环颤栗。致命的威胁让他们带着高热飞回美国，感谢上帝，他们患的是疟疾，不是伊波拉出血热。
奥利弗牧师在非洲含辛茹苦耕耘传福音39年，我的同工和朋友们甘愿献出，援非13年无人知晓，他们默默无闻，像特蕾莎修女一样，在最贫穷的地方救助病人，将生命献给了穷人。喜来莉.克林顿女士说的：“我就是给特蕾莎妈妈提鞋也不配。” 在我的同工和朋友面前，我连站立都不配。
贫穷和愚昧的瘟疫，蔓延游荡在非洲大地。“教育”是我悟出的道理，回来后，我积极募捐，手上有了7万美元，一个学校开始动工了，救一个算一个吧。
前几个月，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伊波拉病毒的DNA序列，为了采集样品，其中有五位作者献出了生命。他们的生命为人类征服伊波拉病毒提供了可能。生命不在乎长短，而在于它的意义。我们能亲身经历许多平凡而伟大的时刻，我们能为别人和世界寻求真理体验人生所做作的贡献就是生命的意义。
纽约的一场暴雨即将来临，经过暴风骤雨的摧残，蒋捷发出感叹：“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罗曼罗兰说过：“看清这个世界，然后爱它。”我也如此对自己说。
